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卷》

如此看来，同样推崇复古主义的赵孟頫，却走出了一条和乔托截然相反的道路。赵孟頫之于中国艺术的重要性在于，虽然他似乎反叛和背离了绘画本来与自然之间的关联，但却探索了一条人类精神的内在表达之路。这一道路的终点，正是人的价值和诗意，以及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彼时，南宋绘画将北宋时期原本变化且富有意味的丰富用笔简化成几乎一致的硬直笔画，笔意的忽略或简化，使南宋绘画蜕变成一幅幅精致的构图。在绘画艺术走向僵化与闭塞之际，赵孟頫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一切。从此，追寻“古意”、追求超逸的境界，成为艺术家们的共识；从此，书法在绘画中具有了决定性意义；从此，文人士大夫正式成为绘画创作的主体；从此，简约、写意的水墨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要形式。就这样，在赵孟頫手里，中国艺术史实现了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机缘、宿命与绝世全才

在中国艺术领域，像赵孟頫这样的惊世全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即便是多才多艺如苏东坡，也难以与赵子昂相提并论。众所周知，苏轼的行书独步天下，但赵孟頫却是“篆隶楷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元史·赵孟頫传》）；苏轼开启了文人画的伟大传统，但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言：“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毫无疑问，无论是书法史，还是绘画史，赵孟頫都是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在13世纪那个由不谙文化的异族所统治的时代里，中国艺术竟奇迹般地遇到了自己的托命之人，这种宿命般的机缘改变了中华美学的走向，在随后的700年间积淀为深厚的文化自信的重要部分。

从古以来，书道大体分为“帖学”和“碑学”。“帖学”与赵孟頫的机缘，就如“碑学”与傅山的机缘一样，是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1284年，行走于上层、乞食于下层的赵孟頫，在吴兴的一家书铺里偶遇《淳化阁帖》二、五、八卷。次年，他又得阁帖卷一、三、四、六、七、八、十共七卷，只缺第九卷。一月后，打听到杭州康自许藏有此卷，赵氏便上门用多余的卷八，外加一卷柳公权帖将卷九换回，终于凑齐全帙。众所周知，“帖学”一脉，法门正在这十卷《阁帖》。对此，赵孟頫一生时时观摩、临抚，临遍全帙。1307年，黄仲圭题赵孟頫《阴符经》楷书卷，称其“笔力精到，不减右军”——这也是同代人首次把他与“书圣”相提并论。其后，类似的评价在中国书法史上屡见不鲜。

赵孟頫取法“魏晋之韵”，以日书万字的勤奋砚田耕耘，他的行书作品《洛神赋》《兰亭十三跋》《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正是向魏晋传统致敬的“神品”，成为书法史上的扛鼎力作。同时，他还遍临篆隶楷行草，一举扭转了宋人只写行书，不能写工楷，更无人写篆隶的境况。绝世的天才加上后天的勤奋，让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水平可以“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终成一代书宗。而在绘画史上，赵孟頫几乎扮演了与“欧洲绘画之父”乔托一样的关键性角色，后者创立的现实主义原则把人从神学的牢笼里拯救出来，请进了造型艺术的殿堂，并以其在绘画、雕刻、建筑等多领域的杰出成就开启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乔托同一时代的全才赵孟頫（仅长乔托12岁）则以相反的路径作出了和他一样伟大的贡献，成就了中国艺术史的分水岭。

同时，赵孟頫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篆刻创作的文人士大夫艺术家，他纯用小篆刊刻“圆朱文”印章，并用于书画作品，成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他在书画美学观念上崇尚和提倡“古意”思想，影响了其印章审美观念。赵氏曾摹辑《宝章集古》340枚“汉魏而下”的印章成《印史》，并为之作序。在不足两百字的《印史·序》中，他批评了“近世士大夫”的“流俗”之巧，并明确指出：“近世士大夫”应从“汉魏而下”具有“典刑质朴之意”的印章中取法，从而在中国篆刻史上确立了影响后世的“汉印审美观”。

诗、书、画、印的结合虽然始自宋徽宗赵佶，但这位艺术家皇帝的用印目的仅局限于证明身份。印章在书画作品中的真正意义，还需近两百年后的赵孟頫来发现。可以说，赵孟頫在诗书画印融合的自觉意识上承接宋徽宗向前迈了一大步，他不仅根据前人的画作写了大量的题画诗，还推出了完全由自己创作的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这一做法大大丰富了中国书画的艺术语言，极大地启发了后世艺术家的创作。正是赵孟頫的天才和努力，诗、书、画、印才融合为完整的艺术品，并成为中国艺术的一项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