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实在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记得余秋雨说过，汉文化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君临华夏的少数民族，无不对其倾心学习。康里巎巎在这一点上，可称为佼佼者。

康里巎巎（1295年～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色目康里部（蒙古族）人，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康里巎巎以书法名世，与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世称“北巎南赵”，其主要成就在行草方面，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深得家传  刻意翰墨 

康里巎巎出身贵胄门第。其外祖父王寿，曾任中书左丞、御史中丞、集贤大学士。《元史》卷一七六《王寿传》：“大德九年，参议中书省事。十年，改吏部尚书。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几，更拜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三年夏，迁太子宾客、集贤大学士。”康里巎巎的父亲不忽木，自幼学书，师事理学家许衡，为元代著名的诗人、散曲家。曾拜翰林学士承旨，平章政事，官从一品，深得忽必烈赏识。历仕世祖、成宗二朝，以儒为本，匡扶治政，声名卓越。康里巎巎的母亲王氏是一位出自名门、具有“懿德”的大家闺秀。《松雪斋集》卷七《不忽木神道碑》载：“夫人寇氏、王氏，皆鲁国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回，今为淮西廉访使。王氏，御史中丞、蓟国文正公寿之女，生子巎巎，今为集贤待制。” 

康里巎巎深得家传，博通群书，刻意翰墨。初授承直郎，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后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其楷书法虞世南，行草宗钟繇、“羲献”，旁及米芾。草书犹得“钟王”笔意，劲圆豪雄、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刚健洒脱、豪放不拘，颇有晋人气韵，在元代后期影响很大。其学书极其用功，传云可以“日写三万字”，令人惊叹。《元史·本传》云：“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 在文学方面，由于文集已经散佚，康里巎巎的作品存者百无一二，今所得辑录者，计文11篇，诗6首。书法上，他的主要成就在行草。康里巎巎的学生众多，如王余庆、金哈剌、陈达、王桂、詹希元等。 

另辟蹊径  豪迈洒脱 

元代书法多在古人足迹之上亦步亦趋，总体看来，成就不大。如果我们用超越历史的审美观念来品评，康里巎巎的书法有着较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他又与所处的时代有着某种超越之处，不为时代所囿，傲视独步、卓尔独行。康里巎巎潜心书学，在理论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其《临池九生法》云：“一、生笔：纯毫为心，薄敷长短，不过六寸，软而后健。二、生纸：渐出箧者，畅润受书。三、生砚：用即著水使笔，须洗涤令干净。四、生水：须汲新水。五、生墨：随要用旋研，多研则凝滞。六、生手：过或执劳，须得腕健。七、生目：欲寝适悟，不得眠寐，即寐须歇。八、生神：凝念不令躁烦。九、生景：晴窗明晓。”这是康里巎巎对材料、技法和构思等简明精辟的总结，可知他对书法潜于心、会于手、通于理。他源自实践的书学理论，对后学者具有十分珍贵的指导意义。康里巎巎的书法道路，除了追慕“文雅”外，更得自于他刻苦的精神和谦虚的态度。 

当时书坛，正是赵孟頫名望极盛之时，赵孟頫比康里巎巎年长41岁，众多学书者追随于赵氏门下。而康里巎巎却特立独行，不寓其篱下，潜心历代书学精英中采撷精华，心追手摹，专心研习。他的书法师承诸家，不囿于古人。康里巎巎善于变通，汲取同时代书家变古为新的章草新风加以完善，随势相生，不主故常，气势连贯而又有变化，其代表作品如《李白古风二十九首》等，书法风格委婉自然，一笔一画皆迸发着勃勃生机。康里巎巎师法米芾，得其爽健，他的书法线条爽利峻拔，圆笔稳健凝重，方笔果敢迅疾，笔力老辣沉雄、洒脱自然。其技法娴熟，在兔起鹘落的敏捷中，笔墨交替和谐、毫不犹豫，可谓心手双畅。在元代众多书家中，康里巎巎能冲出赵孟頫藩篱，令人耳目一新。譬如《李白古风二十九首》，其结构圭角横生，偏侧怒拗，犹如刀剑横刺，一片狼藉。他能在诸多矛盾与不协调中求得辩证统一，兼顾二者之长，而又不露痕迹；他能游刃于章草与今草之间而巧妙地加以变通。他的成功不仅在于表现形式上，而且在于情境与气局的追求上，其笔法的精通以及求新求美的意境，都足以作为元人章草艺术的杰出代表。从《秋夜感怀诗》中，我们可以领略其迅疾的笔法、修长的字形，以及其流动而自然的节奏感。康里巎巎作书随势生态，既沉劲斩截又流美秀逸，表现出一种豪迈洒脱的风格。 

时人多以“非常”的激情欣赏康里巎巎的“真迹”，从而写下了不少赞美的字句。不得不说，历代的记述和评价，无疑是对康里巎巎这位蒙古族书法家的肯定。不管是“神韵可爱”“奇崛独出”，还是“能特立独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断语评价的不仅仅是一位书法家，也不仅仅是一位高水准的书法家，最为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热爱书法的赞美，更是对其热衷汉文化的激赏。 

民族融合  共享文化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倡导儒学，并以文治之道作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族耶律楚材及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意见，参照唐宋体制，积极推广“汉法”。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提供了条件。但是，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国人分为：蒙古人一等，色目人二等，汉人三等，南人四等。相比之下，汉人与士大夫的地位较为卑下，国家各级政权大都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汉人入仕仅为附庸，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让许多汉人感到仕途无望，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转向文学、艺术方面，从而使散曲、杂剧、书画等都得到了长远发展。 

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至仁宗以后，朝廷上下也开始热衷于文翰笔墨。书法受赵孟頫的复古思想影响，提倡复古，推崇“二王”，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了一些汉文化高层知识分子，这些人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康里巎巎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由于他为朝中重臣，又是少数民族书家，因此对后世的书法颇有影响，对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作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历史的犁铧将岁月深翻在记忆里，我们再也不像元代那样，将民族划分得那么等级森严。汉族与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一家。虽然服饰和习俗不尽相同，但是某些正能量可以使我们血肉相连，那就是文化，以及对同一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显而易见，书法，就是一位重要的使者。 

（作者为书法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兼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配图均为康里巎巎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