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绥风艺术馆参加了《逍遥与象征：朗绍君与邓平祥画展》，这是一系列名家邀请展之一。当天美术界的很多大腕都参加了，开幕式上也有发言，应该说几位大佬如靳尚谊、邵大箴、何家英等讲的都不错，也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客观的讲对朗绍君、邓平祥的画讲的不是很多，这是如今很多画展的通病，所谓画展“就是看人不看画，说话不说画”，不知是当代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矜持了，还是本来要说的话被“和谐”了。

本来吗，画在那儿，你想说就说。更何况朗绍君、邓平祥两位先生都是著名批评家，总在评人批画，该有不少人想籍此机会正好说说他们的，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一遇”，在这个“躺着都中枪的时代”本应诚惶诚恐的他们却这么“平安无事”，实在不应该。真这样下去的话，那这个画展也太“逍遥”了，也太“象征”了，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也太不当代了。试想，在一个传媒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两个艺术评论家自己的画展，竟然也这么“平安无事”，那当下这个繁荣的当代艺术世界可以直接从未来的美术史上一笔抹去。

邵大箴先生的发言其实隐藏了一个定时炸弹，这就是“美术评论家到底该不该自己画画？”在发言中邵先生以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给大家介绍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情况，有的学者主张美术评论家应该自己画画，有的学者则主张美术评论家不应该自己画画，担心出现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类似的“贪腐”问题。

现在的一般垃圾评论，基本上是“灶王爷上天”，净捡好的说。应该说，这仿佛是一个评论家哑语的时代。加上现在的美术界基本上被“资本”挟持，而被资本挟持的美术界资本家仿佛成了“老大”，真正的美术学术批评权威则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圣权威，仿佛成了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似乎变得越来越贬值，“学术稿”变成“发言稿”，“发言稿”变成“发洋稿”，而当从追求“学术稿”变成追逐“发洋稿”的时候，众多的评论家一旦面对世俗就发现太“得不偿失”了，写篇评论、发次言才那么几摞“大洋”，有人揣测现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钱不当钱，面对如此浩瀚的经济大潮商业规则，尤其面对自己亲手推起来的画家动则几万、几十万、数百万的一幅画，评论家们是不是有点坐不住了？评论家是不是越俎代庖？真所谓寡妇说亲“实在不行，就自己上了”？难道美术评论家真的因为这些原因才一窝蜂的去画画？如果不是这样，这些评论家为什么突然被大家发现都在画画、搞画展？

历史的看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国外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评论家画画，比如意大利美术评论家切尼尼(1370—1440)、鲁马佐(1538—1600)、鲍希尼(1613—1678)、赞尼提(1716—1778)，英国美术评论家荷加斯(1697—1764)、雷诺兹(1723—1792)、弗瑞(1866—1934)，法国美术评论家柯琴(1715—1790)、弗罗曼丹(1820—1876)，德勒克鲁兹(19世纪人)等，德国美术评论家蒙格斯(1728—1779)、歌德(1749—1832)等，这些人都是既画画又写美术方面的评论文章，也有的本身就是画家，后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所以也去写评论文章，此外也有的评论家为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自己就去体验性的画一些画。其中的歌德既是大诗人、作家、思想家，同时也是美术评论家，据说一辈子都画画。

据说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在苏联留学读美术史的时候，他的教授就要求他也画一点画，他不但自己按老师要求的去画了，也要求自己学生也要画一点画。国内的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招生的时候，也要求学生画过画。不久前邵大箴就与另一位美术评论家水天中先生一起联办过一次画展。出生于1935年的水天中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当代著名的美术史研究学者与批评家，但不少人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油画家，1940年代少年的他就开始模仿塞尚、马蒂斯和布拉克的画，1951年到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在甘肃省文化局从事绘画创作和编辑工作。不过后来因为长期从事美术学术和评论工作，他的评论家的名声大大盖住了画画的名声。

其他美术评论家比如贾方舟、徐虹等评论家据说也都画画，虽然画的都不多，但确实也都深得其中真昧，他们早年的作品不是参加过全国美展，就是作为某一时期的代表被海内外各大美术馆收藏。而如刘骁纯、殷双喜等评论家虽然没听说过他们也开始画画，但也未必是一定执拗于评论家一定不能画画，没准有一天也会拿起画笔，或休闲，或体验，谁知道呢？除非是所谓“天才”，一定意义上评论家即使不画画，也应该有点其他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否则应该是会存在隔靴搔痒的问题的，比如也有哲学家、诗人、小说家等的美术评论写的也很好不是没有原因，究其原因还是很有艺术实践的根基的。

至于所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类似问题，应该是就某一次具体的评比活动而言，只要没有在程序、规则中借评委、裁判的权力给自己或者亲属、学生吃偏食，或者拿了谁的钱就给谁吃“黑食”，自己任随什么时候画点画，休闲或体验画画的快乐，谁也说不了什么。

这次一起举办画展的朗绍君、邓平祥两位评论家，朗绍君是退休后才开始画画，据说是朋友给了他两刀宣纸让他画着玩，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而邓平祥本来就是画油画的画家，因为有话要说，有架要吵，就写起了美术争论的文章，因为总能引起争论和商榷，也就一直写下来了，即使他的油画作品也是充满了思辨的味道，一如《白马非马》那样充满哲学意味和论战思辨的画名。

类似邓平祥这样的画家去写评论文章，在中国美术评论家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受救亡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以及十年文革的影响，中国美术界与其他文化界、思想界一样，都被保守的马列主义美学观所把持，似乎原有的各种思潮、主义都在文革中被清算、打压、打倒，甚至踏上一只脚，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了拨乱反正、国门开放，但真正实践起来人们头脑里的观念枷锁开没有彻底打开，于是不管在美术院校、研究机构、还是美术专业媒体等依然存在很大的压力和阻力，虽然春天来了大家都蠢蠢欲动，但春寒料峭，任何一点新鲜空气的流动都会受到莫名的挤压、牵制，于是新的美术思潮开始在一帮愤怒的年轻人中间“私生”了，围绕新的美术思潮和创作的合法性，那些愤怒的青年在泥沙俱下的新潮中变得骚动，画画可能要慢点、寂寞点，而写文章则要直接点、迫切点，则要快感点、刺激点，于是一些本来要当画家的青年开始撰写美术评论文章、甚至由此不少画家转型美术评论家，所谓“意气风发”“投画从文”“指点江山”都挥洒着战斗的风采和中国新时期美术崛起的使命感，新一代的美术评论家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崛起的。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被社会广泛认可，当代中国美术界也没有躲过商业飓风的洗礼，尤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之一的当代中国美术成果标志的一批当代水墨画家，尤其当代艺术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不少画家一幅作品的拍卖价甚至远远高于近现代的一些美术大家，为此成功的画家们的画的价格也都水涨船高，尽管评论家们也开始尝试提高自己的稿费和讲课费，但美术评论家的经济收入无论如何都无法与那些成功的画家相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评论家们嘴上没说什么，但评论家们拿起多年没拿起的画笔不能说没有一点经济的原因，更何况还有个别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画家在言语中直接挑战评论家，甚至说评论家就会“玩文字”，有点否定了美术史研究和美术批评的价值，似乎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能抹煞那些美术学者、评论家存在的价值，而评论家一窝蜂去画画、扎堆举办画展不能不说是对这些浅薄的画家的回应。对这些评论家来说，美术史熟烂于心，画画的密码早就紧握手中。面对浅薄画家的指责评论家最后也拿出自己的撒手锏，于是乎美术界就惊诧所谓“评论家一窝蜂都去画画”“扎堆举办画展”的现象，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当代行为艺术”。

所谓“评论家一窝蜂都去画画”“扎堆举办画展”的现象其实还只是一个“表象”，这些评论家以自己的画画实践要告诉那些浅薄画家，真不要以为自己的画能卖几个钱就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了，因为美术绘画的真谛还真的不是一张画能卖多少钱的事，不夸张的说这些评论家就是用脚去划拉划拉可能都比你一生所画的“商品”有美术价值，可能这也是这些评论家自己去画画的弦外因。比如邓平祥的油画，观念性很强，乍一看他的画灰蒙蒙的，但其内在艺术扩张的精神始终如临大敌、刀光剑影，深得当代艺术的精髓，他的绘画语言似乎一直在重复海、岸、老船、裸女、马、灯塔等的形象，但其思辨抒写的主旋律始终萦绕着一种不懈的超越，仿佛一只普通的小麻雀从来看不到它的“闲庭信步”，恰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跳跃奔向一个新的向度。与所谓的云雀、小燕子、秃鹫、雄鹰等飞鸟比起来，这种麻雀精神内敛而不闭锁，浩瀚而不虚无，辉煌而不事雕琢，深得中国哲学的精气神，宣示着新时期中国艺术的油画版图，不啻为一种思想性、艺术性均衡的探索。

剥离“评论家一窝蜂都去画画”的表象，客观点说，这些学者型或评论家型画家独有的特质，有如绘画艺术的特种兵身兼着特殊使命。当下中国艺术不断遭际商业化、世俗化、功利化的“伏击”，与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面临“艺术”的生死存亡，几张画拍卖的上千万、过亿绝对不能遮掩当下所存在的当代危机，呼唤更多的学者型或评论家型画家去组成敢死队去攻坚、突破也许不啻为良药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