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Hobsbawm——1917.6.9-2012.10.1

霍布斯鲍姆生平

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童年在维也纳和柏林度过，并接触到《共产党宣言》。

1933年，回到伦敦入剑桥大学，获文学学士和博士学位。

1936年，加入共产党。

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系客座讲师。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发表谴责并退出英国共产党入意大利共产党。

1959年，出版了第一部主要著作《原始的反抗》。

1962年，开始创作“漫长的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

1970年，成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客座教授。

1994年，推出《极端的年代》。

2012年10月1日，肺炎并发症，于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病逝。

《民族与民族主义》

《史学家》

《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

《帝国的年代》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去世有点不是时候：10月1日，中国人还在节日的喜庆中，这位在中国算是名声如雷贯耳的历史学家的离世，似乎不足以唤回欢天喜地的国人心中的哀伤。结果，对中国人来说，霍布斯鲍姆完全就是悄然而去。媒体有些短消息。一周的长假过后，人们才开始感觉到要对这位“左派”历史学家说点什么。说的，多也是一些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的话儿：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对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霍布斯鲍姆，有些惺惺相惜的不舍感。于是，人们很容易将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供奉起来，好像咱们中国失去了一位李约瑟似的英国政治知音。

必须在这种政治符号化的定势之外认识霍布斯鲍姆。否则这位人称伟大的历史学家就会被国人严重误读。这当然得在他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的传奇性叙述之外，勾画潜蛰着的思想变迁，才能实现初衷。

历史学家的符号化信仰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明确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从历史绵延的角度看，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起源于灾难深重的时代，坚持于反共的时代颠踬之中，而且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依然不曾改变。这是一种何等坚定的信仰。从他自己的信仰自述来看，他自认终生没有改变过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一直坚信它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从实践自己的信仰来看，他自始至终对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怀抱好感，并自认对今天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亲切感。为此，他不仅前往一些“左倾”的国家访问、鼓劲，而且撰写了相关的专门著作（比如《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以及《马克思主义史》）。他是整个20世纪少见的、执着的左派学者。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此具有明确的象征性。但这一信仰，显然存在复杂化解读的必要。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霍布斯鲍姆处在一个崇尚价值中立的学术大时代。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历史理念，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学界的普遍信念。一个历史学家公开声称自己的价值偏好，并且顽强地维持终生，这是与历史学的时代学术氛围极不相衬的。但霍布斯鲍姆确实就在价值中立的学术氛围中，以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自己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何其悖谬的选择。难道他仅仅是用历史学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吗？或者是以历史学的面目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预言？从霍布斯鲍姆的学术著作与人生实践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他扬名立万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愈是往后着墨，就愈是疏离了那种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展示的共产主义现实图景，甚至在《极端的年代》中刻薄地讥讽让数百万人丧生的苏联政权早就该寿终正寝了。可见，他并不是一位机械信守现实版的社会主义教条的人士。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呈现出的社会主义亲和感，明显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对于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从业者而言，无论他心怀怎么样的政治价值信仰，他也得尊重历史学的起码理性。他绝对不愿逾越历史理性的界限，随意地将政治价值信仰作为组合历史事件的先决条件。终其一生，霍布斯鲍姆坚守的理性原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于一位偏好研究底层状况的历史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然给了他研究“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精神动力，但他对反叛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阶层的研究，充满着历史的好奇。他没有被信仰完全主宰，掉进无视历史真实的陷阱。他撰写底层主题的著作时，激情总是在主导着价值。这使他的激情跃动成为刺激人们阅读其作品的诱惑力。而对于一位曾经活跃的政治行动者而言，信仰是他不满现实的结果，但实践信仰的热情则受制于观察历史的专业视角的约束。这使得霍布斯鲍姆成为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心深藏信仰的纯粹性，但行动上不能不循规蹈矩。这是他以学者获得历史定位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坚持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实不是政治化的信仰，而是书斋化的价值偏好。不可否认，他在早期阶段的信仰是有政治取向的。所谓政治取向，其实就是行动取向。但行动的动力消解以后，那便成为一种引导研究生涯的价值趣味。可以说，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信仰，而且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符号化的信仰。这种符号，仅仅在书斋里的历史研究发挥符号整理的作用，几乎不对现实政治起到什么指导作用。当武器的批判隐匿后，批判的武器便自然而然凸显出来。霍布斯鲍姆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保持着对现实制度的执着批判能力。这才是霍布斯鲍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动力。他不准备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颠覆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更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介入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而是明确将之视为改善现实的矫正性理念。这确实是一种符号化的信仰了。这种信仰状态，并不足以给那些持相同信念的人以什么定向鼓舞。

“信仰”的退隐与“历史”的浮现

霍布斯鲍姆确实是以信仰支撑历史研究。但是，比较分析他的政治信仰与历史著作，可以发现，他读者甚众的历史作品，在撰写时信仰实际上已经让位给理性了。这是霍布斯鲍姆足以成为严肃的历史学家的精神前提。在现代背景中，信仰属于观念领域，是个体私人的事务；历史属于公共言说范围，关乎真实事实的严肃记录。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为人们所轻视。否则，一个人就无法辨认清楚他面对的事务，究竟是将公共事务私人化了，抑或是将私人事务公共化了。这必然造成他在进行事实陈述的时候，提供给人们一盆搅拌不匀的浆糊。

霍布斯鲍姆自然是深明此理的。他清楚地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定位为“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将自己的个人自传定位为“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个人与时代的交织，是激发一个历史学家深刻揭示历史真实的强大精神动力。但一个历史学者的理性归宿，必定促使他强制自己“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就纯粹私人趣味而言，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他的著述所发挥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对底层社会的高度关注，对他选择历史著述的主题，也发挥了左右的能量。但就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就自己极其喜爱的主题撰著作品的时候，便不得不信守一些历史学家的行业操守。这就是公共角色的约束力。如其所言，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亦即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来进行观察——也是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换言之，历史学家的著述活动，必须在信仰退隐之后，才足以将“历史”呈现给人们。

霍布斯鲍姆的这种处境，从两个幅度展示出来：一个幅度是，就他跳跃性极大的历史著述主题来看，在体现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言述中，他并没有以信仰替代理性、将公共隐匿于私人之中。他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辩护，落点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全球化、经济危机和发展曲折的先知型预测上面。他承诺资本主义人性化转型的价值。他进而强调，“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家们不再害怕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能以比以前平稳得多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不易为激情所扭曲。”可见，即使在政治信仰的维护上，信仰的激情也明显让位给了历史的观察和理性的判断。他将马克思主义落定在反对乌托邦社会行动的一些零星规划上，从而对苏联那样的国家模式予以明确拒斥。在申述这样的观点时，他甚至将工党的党章认定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即使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时候，霍布斯鲍姆对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的组织化反抗行动，怀抱深切的同情。但这些同情不是他保持信仰的单纯支持力量，而是他审慎对待历史变迁、尤其是波澜壮阔的20世纪历史变迁的动力。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的当下效用仍然保持信心，但对他引导的社会改造方案，已经有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再组合。

另一个幅度是，霍布斯鲍姆在论述底层社会、关注“小人物”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将自己的关注，作为刻意改变历史书写的总体态势的主观力量。他的第一本历史著作，具有某种反叛性。《原始的叛乱——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写作冲动源自他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田野考察”、对意大利一些教派组织活动的了解。《盗匪》则对那些劫富济贫、骚扰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们予以专门关注。《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与爵士乐》对那些占人类大多数、默默无闻并难以“兴风作浪”的工人、农民及其街坊邻居进行了有趣的勾画。这些论述主题都与作者的信仰有关。但所有论述都没有逾越历史学家的好奇界限。这种“好奇”逼使“信仰”让位给“历史”。因此，霍布斯鲍姆才得以给读者呈现出底层社会的历史面相，不至于让人们觉得他是在杜撰传奇、编织故事。

激情的自持与理性的冲动需要巧妙的平衡。做人需要激情，做事需要理性。这对历史学家没有例外。人们没有理由将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作读作他信仰的低级发挥，以为他的存在就是对某种信仰的强大精神支撑。只有在他离开历史著述的专业领域，就某些当下的国际社会热点发表看法的时候，他才受自己的信仰引领和支配。这个时候，霍布斯鲍姆对自己信仰的陈述与坚持，仅仅代表他私人的意见。只有当他回到严肃的历史学问题上来的时候，才发出的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权威意见。人们没有根据将他的两类论述搅合起来，以对他信仰坚定性的称颂来度量他历史学论述的价值高低。这是两个绝对不能够混淆的问题。

英雄史观与凡人史观的决断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其历史学的研究中，直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历史哲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从，二是他在历史研究主题上对底层的长期、持续关注。但促使人去考虑他这两种历史信念的，并不是这些信念本身具有的传奇色彩，而是他这两种信念引导出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问题。尤其让人满怀兴味的，是他的这两种信仰，为何导出了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著述路向。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是他着力论述现代历史的“指导思想”。为人公认的是，霍布斯鲍姆主要是一个现代历史的作家。他甚少关注古典历史和古典文献。这既是他醒目的学术标签，也是他令人瞩目的直接原因。因为人们总是更关注与自己周遭环境相关的那些事情。从他的“年代四部曲”来看，论述的总的路径，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路数。他从法国大革命写起，一路下来写了资本的凯歌猛进、资本帝国的成功建构，最终落在20世纪的极端状态上面。这一陈述铺进，已经显示了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以及这一观念中隐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他不为专家撰写这一段历史，而是为普通读者撰写作品；他不为少数人树碑立传，而致力提供宏大的社会史场景；他不为政治史进行独占性论述，而为经济史留下了更多的篇幅。从“双元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起始的历史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交叠起来重述历史，具有精神上的一贯性。当他在《资本的年代》里陈述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历史时，他依然遵循着以经济生活模式的变化为轴心，论述世界历史变迁的进路。到了撰著《帝国的年代》，作者刻画了一个资本主义乘胜支配世界的画面，这一画面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随着资本的胜利，工人阶级也动员起来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加剧了世界的动荡，最后导致了残酷的战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画面，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人类进入一个“极端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的现代世界史著述，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贯穿于历史的撰著全过程。从前三部遵循的为普通人写作，到最后一部不得不以规范的注释显示历史学家的做派，写作形式有了些微的变化，但著述的宗旨坚持一贯。不过，篇幅巨大的年代四部曲，从来没有将现代历史的变迁过程写成几个英明领袖登高一招、应者云集的政治传奇史。这与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撰写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史，惯于凸显的英雄史轨迹完全不同。这倒是霍布斯鲍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的一大写照。难得的就是，他没有将信念上的凡人史观，在历史著述上倒错地写成领袖改造庸众的英雄史观。

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底层关注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促使他保持了政治信仰与历史研究的连贯性，而不至于陷入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英雄史观的对立窘境。一者，霍布斯鲍姆保持终生的一个历史论述趣味，就是对“非凡小人物”的高度关注。二者，他的历史论述宗旨，一以贯之地以普通读者为中心。三者，他始终将社会运动的主体作为自己保持历史论述兴致和反抗资本权力核心的动力。正是这些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色彩的凡人史观，促使霍布斯鲍姆发现了一般历史学家难以或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发现的、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他甚至认为，“爵士乐是认识美国很好的入门方式”。他甚至语气略带兴奋地说，“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期，美国已成为恣意追逐利润、不公不义、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和残酷镇压的代名词。然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不但洗刷了那些恶名，还大幅向左转。美国显然出现了帮助穷人和工会的政府”，以至于当时“我们竟然能够同时认可美国和苏联”。可见霍布斯鲍姆的凡人史观具有多么强烈的穿透力，让他成功地避免了落入英雄史观的历史论述圈套。凡人史观不是一种僵化的政治信仰，更不是一种受英雄驱遣的政治说教和权谋技巧。凡人史观乃是一种将历史根系在小人物身上的写史进路，一种旨在打破千百年来仅仅以英雄事迹通观人类活动进程惯性的革命性思路。霍布斯鲍姆将那些以人民名义打扮的英雄史观加以横扫。并且他的这一史观实践，将虚伪的人民史观本质上的超级英雄史观面目鲜明地呈现出来，让其无所遁形。这是他的历史观给人以强大冲击力却不为人注意的地方。

史家的畛域  

霍布斯鲍姆是一个历史学家。史家自有畛域。一方面，史家就其个人品质而言，没有坚强的信念，就不足以站定审视历史的立场。但如何在保持个人信仰的条件下，将历史研究与个人信仰拉开距离，成为其研究品质高低的分水岭。另一方面，史家必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研究主题。这是史家足以展示他论述一贯性和可信性的条件。否则他的论述就过于杂乱无章，使人丧失阅读兴趣。只是在论述主题选定与围绕主题跳跃之间，需要有一种历史逻辑上的关联性，否则就会被某种先设的主题扭曲历史面目。再一方面，史家应有独特的历史审视目的，他必须借助历史审视，来度量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失。此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也。但这种度量，又不是随意的夸张和抑制，以求将历史学家的主观信念贯穿到历史的书写实践之中。以一种理性克制的态度信守这些戒条的，就是历史学家所为；超出这些范围的思考，似乎就不是历史学家的所为。

以这种设定为前提，可以说，霍布斯鲍姆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他总是试图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发言，但每每越出历史学家的畛域。他在身份的自我界定时，明确地将自己命名为“历史学家”。为此，他将自己的信仰归入“非典型”的类型。他叙述历史演进的时候，谨慎地遵守辨别真伪的专家技巧，严格地信守历史学家个人对自己著述的自知之明信条，努力将激情驱动的信仰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这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自我克制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素养的明显标志。他多达30余本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评价不一，但大致得到人们的正面对待，便是因为他的这些历史学家品质，获得了超越不同价值信仰的人们的共同敬重所致。

同时，霍布斯鲍姆哪怕是非典型的信仰，也对他的历史著述发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不安心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试图摇身变成一个历史理论家。另一方面，他更是基于自己的信仰，对现实的社会运动极度关注，并以高度的热情介入性地观察。因此，他身不由己地对反主流的社会运动怀抱一种超逾理性的同情，并对替代主流的现代方案心怀一种超过常理的期待。这两种因素的作用，造成他越出历史学家的畛域，人们加予他一身那种极为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意加反对。在他逝世后的当下评论中，评论者无论立场左右，均有赞扬和贬斥之声，便是因为他的身份复杂性所致。左翼评论者中的赞扬，基本建立在他的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引导的历史著述基础上；左翼评论者中的批评，多半是由于他所持的书斋马克思主义立场。须知一个哪怕不是太客观的观察立场，绝对是无法满足左翼行动者的底线要求的。而右翼评论者中的批评，则对他或强或弱的斯大林主义立场，以及由信仰所引导的历史著述具有的价值，深怀不满；右翼评论者中的赞扬，便是基于切割政治信仰与历史著述的前提，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学术敬重。

霍布斯鲍姆终生勤于著述。但非历史类作品的理论企图，是促使人们发出不同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他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考察，不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承诺，而是以一种拒斥性的立场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当然具有现实理据。但如果将这样的批判与他共产主义的信仰联系起来，那就不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而是对自己政治信仰的现实贯穿而已：民族国家不过是妨碍实现他信仰的社会目标的障碍，因此便不具有认真对待的理由了。至于那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性思维，就似乎可以克制两次世界大战的想法，就更是有些幼稚好笑了。而当他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信念，在重大政治变局发生后依然不改初衷，坚定维持既定的政治信念，一方面令人尊重，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点冥顽不化。一个与时俱进的个人形象，与历史学家的个人形象更为吻合；而一个哪怕是在最弱的意义上不顾现实变化、顽固地坚守信仰的个性心理，与历史学家的个性心理相去明显较远。加之历史学家的信仰受到他个人兴味的支配，理性的成分就必然下降，感性的因素势必主宰其想法，这更是与严谨的历史学家形象相去何止千里。

霍布斯鲍姆经历了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相对于他所说的“掐头去尾的短20世纪”来讲，人生阅历不可谓不长，人生趣味不可谓不丰，人生穿透力不可谓不强。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讲，他不可能不遭遇到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兼容政治信仰，就不得不艰难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决战。终其一生，霍布斯鲍姆没有使自己的理性战胜感情，反之亦然。这是任何一个人无法超越的存在境况。但他在亮出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时，总体上立定的为学原则是“不为激情所扭曲”。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