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

100年前的中国，如折翼巨龙，挣扎求存。100年后的今天，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不可阻挡的复兴之势。百年前的知识分子，为图民族自强，抛头颅洒热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更要肩负起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

出生于1933年的袁运甫，亲身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命运。将临耄耋之年的他，多年来一直主张“大美术”观念，倡导艺术工作者要以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为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和审美趣味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呈现出中国特色。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经过无数实践后得出的真理性结论。国家、民族如此，文化艺术也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袁运甫就提出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呈现出中国特色。

“许多人总把艺术的个性表现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当然，艺术的个性十分重要，但是，艺术对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总体发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袁运甫看来，公共艺术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一定要体现出中国气派，展露出民族风格。

当今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走在全球经济的前列，国家形象愈受肯定，文化自信也日渐增强。随着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探索一条文化艺术发展的“中国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因此，袁运甫说：“我之所以多次公开倡导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凸显民族气质，正是为了因应时代、因应国情。”

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们的艺术才华更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

打造文化艺术的“中国气派”，需要文艺工作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修养。袁运甫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艺美术界的一些老前辈提出了“大美术”观念。

“所谓"大美术"，指的是艺术家要对艺术有一种总体性的胸怀和追求，艺术家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们的艺术才华要为整个社会服务。”袁运甫认为，艺术家必须具备反映时代精神的能力，要有与广大人民共同分享艺术美感的理想和追求。

“古人说"有容乃大"，中国的艺术传统历史丰富多样，对艺术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大美术"观念就是要体现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袁运甫对艺术的理解深受他的老师，现代中国装饰艺术奠基人之一、著名画家张光宇的影响。张光宇的艺术实践涉及纯艺术、装饰艺术、实用艺术、表演艺术等多种领域。老师的理念使袁运甫深信，艺术应该落实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强调艺术与时代、与社会、与生活以及与人群的重要关系，把艺术由私人化的追求拓展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

这是个创造性很强的时代，也是个鼓舞创新精神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要有新的广度，艺术发展的格局更要不断更新。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袁运甫深知公共艺术的生命力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

无论是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为北京地铁站创作壁画《中国天文史》，还是为世界公园创作壁画《世界之门》，又或为中华世纪坛大厅创作壁画《中华千秋颂》……“中国气派”和“大美术”观念始终跟随着袁运甫，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基石。

在国家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化艺术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袁运甫说：“信息文明、工业文明的力量让地球各部分的关联性更趋紧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公民社会的出现对公共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个创造性很强的时代，也是个鼓舞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袁运甫已近80岁，但是，他对时代发展的脉搏有十分及时的把握，他认为，“材料的发展，审美意识的提升，还有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都在为艺术带来新的启示。所以，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要有新的广度，艺术发展的格局更要不断更新。”

“作为文艺工作者要不断进行反思，反思中国艺术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反思文化的未来形态是什么?这些思考会令我们用全球性的视野来面对当代中国艺术的新问题。”

当中华民族走过百年沧桑后，那些在历史中沉淀的经验和教训，将成为民族文化的优势资源，成为建构文化艺术的“中国道路”的有力支撑。

袁运甫：1933年出生，中国现代公共艺术的主要奠基人，中国当代壁画复兴运动的开拓者。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等。曾创作巨制《长江万里图》、首都机场巨幅壁画《巴山蜀水》，并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公共艺术设计，还为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等重要机构进行艺术工程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