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莫言。中新社发陈伊敏摄  

1976年到1979年,莫言在黄县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军营生活。莫言当兵走的时候,曾有乡亲在街上大骂:“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道?”

在这离家才三百多里路的军营里,莫言立志当一名好兵,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副班长,而且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10月13日早上莫言在家中接受访谈。中新社陈涛

想去大西北当兵

1976年,莫言二十一岁,那是服兵役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当时莫言村里的支部书记、民兵连长都到遥远的水利工地参加劳动去了,莫言在一家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利用这个机会报名参了军。后来民兵连长来给莫言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脸冰霜,离莫言挺远就扔下通知书走了。莫言当兵走的时候,有乡亲在街上大骂:“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道?阶级斗争还搞不搞了?”当时莫言感到一种有无数双手要把他拖回来的威胁,所以他想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莫言称,“上了军车以后,希望车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结果只开了几个小时车就停住了,说到了。我一看是在黄县,离家乡才三百多里路。”这时莫言心里面真是忐忑不安,他希望到的是遥远的大西北,到这些人伸手不可及的地方去才好。

一顿吃了八个馒头

到了部队以后,新兵连要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然后再分配到部队去。1976年2月16日下午,莫言背着背包,跟随着新兵队伍,晕头涨脑地进了黄县的丁家大院。莫言记得一进大院就是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上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然后分班,然后就由各班班长把新兵带回去,然后跟着班长进了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班长命令新兵把背包放在稻草地铺上,莫言的军人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给莫言印象深刻的是部队的伙食。刚到新兵连的时候,莫言“很温柔地吃了八个”。不过,这馒头才拳头大小一个,另一个战友则一口气吃了十一个。后来管理新兵的上士,也就是管理生活的炊事班长,跟管食堂的人说:“坏了,来了四个山东大肚汉!”食堂管理员说:“没关系,我有办法,明天杀猪!”他非常有经验地说:“我有办法对付这帮小子,让他们猛吃肥肉,把他们的肠子吃细,他们就吃少了!”大概老吃肥肉的话,肠子里边就会长满脂肪,满肚子都是油自然就吃不下去馒头了。

一封告状信

引来一场虚惊

有一天,新兵连的指导员把莫言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信给莫言看,莫言一看完,全身冷汗都冒了出来,这是一封告状信,说的是莫言家庭出身不好,他们家还有海外关系,又说莫言的一个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里,说莫言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坏人等等。莫言当时差点给指导员跪下,说:“你千万别让我回去,如果让我回去,我就完蛋了。”指导员说:“我把你叫来,就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就是让你珍惜这个机会,你要加倍努力,好好干。”因为指导员自己也是中农出身,当年也有人写过告状信,所以他没有为难莫言。莫言当时眼泪也流下来了,汗也出来了,向指导员保证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过了几天,一个上午,莫言生病发烧,班长让莫言在家搞内务,莫言掀起枕头,扒开稻草,用一根生锈的铁钉子,在方砖上刻下了豪言壮语。1999年,莫言故地重游时,还想起寻找这块砖,可惜被换掉了。

在北马镇唐家泊

莫言参军后,在丁家大院住了二十天左右,因在新兵连表现突出,被分配到总参某下属部队(蓬莱守备某团代管)当警卫战士。莫言每天站两班岗,剩下的时间大多是去种部队的三十多亩地。部队总共只有六个战士,每年生产上万斤的小麦,所以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缺吃的,这里伙食也极好,天天精米白面,鱼肉不断,这对从小吃糠咽菜的莫言来讲,等于上了天堂。尽管如此,他还是立志当一名好兵,认真站岗,积极出公差,争着打扫厕所,做好人好事,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副班长。

莫言位于龙口市北马镇唐家泊的营地,至今还基本保存完好。与故乡高密一样,黄县的军营生活,同样给了莫言极大的精神滋养。在军营,莫言第一次看上了电视。“我在山东黄县当兵的时候,从一个九英寸的、图像不停地抖动的黑白电视机上看到的。当时的感觉十分新奇:那时的电视屏幕上多是一些游行、讲话、大合唱之类的节目,所以,一看《窗口》,内容又涉及一点甜蜜的爱情,那感觉温暖如春,至今还在荡漾着我。”这台电视,大概就是莫言后来文章中写到的,为周边乡村群众瞻仰毛主席葬礼提供服务的那台。

1977年初,莫言跟着教导员骑车从团部回北马。时已黄昏,遍地都是残雪泥泞。无声无息,只有自行车轮胎碾压积雪的声音。突然,团部的大喇叭里放起了《洪湖赤卫队》的著名唱段: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莫言停下了车子,侧耳倾听,感到身心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围了。莫言蒙蒙眬眬地感觉到寒冬将尽,歌声给了莫言无限的遐想……

“军校梦”的失与得

1978年元月,莫言到北京出了趟公差,顺路回老家高密探亲。返回部队后,领导找莫言谈话,说上级分配给连队一个报考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名额,经研究,决定让莫言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莫言的头嗡的一声响,脑子蒙了好久。莫言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改善生活,每人一个“狮子头”,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难得的美味,但吃到口中如同嚼蜡。这是莫言此生第一次体验到食肉无味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站上领导一直认为莫言是高中生,所以才决定让莫言去参加考试。但莫言实际上是小学五年级,语文、政治也许还可以对付,但数、理、化一窍不通。报考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终端维修,这对莫言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但如果说出真相,那莫言就彻底完了。莫言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部队一位姓马的无线电技师,湖南人,与莫言同岁,对莫言不错,为莫言鼓劲打气,说据他所知,此次分配考试名额,实际上是为了照顾,考试只是走个过场,只要交不了白卷就可以入学。可是莫言连四则运算、分数加减都不会。马技师主动答应教他学习,于是莫言下决心拼命一搏。莫言写信让家里人将大哥用过的所有初、高中课本给他寄来,每晚去马技师那里上课。经领导批准,在工具储藏室里为莫言安了一桌一椅,允许莫言不值班时可以进去学习。

莫言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更多的是绝望,希望越来越渺茫。那时的莫言面黄肌瘦,头发蓬松,教导员说,莫言像个囚犯。到8月份时,教导员找莫言谈话,说:“上级刚才来电话,原先分配给莫言站的那个考试名额取消了,希望你能正确对待。”他的话一方面让莫言如释重负,一方面让莫言深感失望。教导员在全站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同时宣布恢复莫言的警卫班副班长职务。那时候,正是全军学文化的热潮,教导员让莫言给站上战士讲数学。给战士们讲数学时,莫言才意识到,在半年的时间里,真的学会了不少知识。后来,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听了莫言一堂三角函数课,认为很有水平。莫言能被调到保定训练大队当教员,与这堂课有关。

1999年莫言重访故地,营房已经成了养鸡场。到那间当年的储藏室里去看,墙壁上莫言涂鸦的那些数、理、化公式还依稀可辨。

在黄县的军营里开始文学创作

莫言自己订了《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从1978年9月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他先是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为地主,被批斗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莫言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他又写了一个六幕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

给莫言单位送信的邮递员是一位左眼有残疾的小个子中年男人,姓孙,大家都叫他老孙。每当听到老孙的摩托响,莫言的心就怦怦乱跳。因为两部稿子投出去了,莫言盼望着好消息。不久,消息来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莫言写了退稿信,字体很潇洒,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莫言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莫言的肩膀开玩笑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

1979年,莫言调往保定前,潜意识中有轻装上阵一切从头开始的想法,就把这两部稿子投到炉子里烧了。

“我还没入党哩”

莫言在黄县当兵时,参加过一次班用轻机枪实弹射击。那天上午大雾迷漫,隔着十几米就难辨人影。乘车到了靶场,莫言到一个梯田边上安好靶子,回来对精通外国语的教导员说:“教导员,是不是等雾散了再打?”教导员望了一下影影绰绰的靶子,说:“敌人难道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进攻我们吗?你去检靶,听我的口哨,短口哨隐蔽,长口哨检靶!”于是莫言躲在梯田下的梯田里等候检靶。老百姓的花生已经成熟,莫言拔出一墩来,一边吃一边等着检靶,突然教导员检靶哨响了,莫言吃着花生爬上梯田,刚走到靶子边就听到脚下噗噗乱响,紧接着从二百米外传来了一阵枪声。莫言“一头就扎下了五米高的梯田陡坡,嘴巴插在花生棵子里,嗅着沾满露水的花生秸子清幽的香气,心里感到一种惊心动魄的幸福。”这时候,莫言班里的战士喊:“副班长啊——”莫言莫名其妙地流出了眼泪,这才知道突然牺牲——哪怕是无价值的牺牲,也富有相当的悲壮色彩。脚步声杂沓而来,教导员第一个跳下陡坡,把莫言拉起来,看了莫言半天,问道:“你没死?”莫言说:“我还没入党哩,就想要我死?”教导员感动地说,“副班长,你境界高啊!我们回去就讨论你的入党问题!”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莫言找到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粱》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从保定训练大队

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莫言二十四岁。这年,他在黄县入了党。7月,莫言回老家结婚。一个星期后,他接到速回部队的电报。莫言返回黄县部队驻地,领导让他赶紧打包到保定报到。他从黄县调到保定,到位于狼牙山脚下的训练大队当教员,搞新兵训练,后来就留在了保定。

莫言在散文《马蹄》中提及:1976年在黄县当兵时,跟班长去罗山煤矿拉煤,有一匹枣红马,是拉长套的,很年轻的一匹骒马,怀着驹子,长相健美。在横穿一条废弃的铁路时,不慎把一只后蹄伸进架空的铁轨,齐齐地断了。但那匹枣红马始终站着,那条断腿像拐棍一样点着地面。当时,班长手捧着马蹄,放声大哭。这只马蹄的印象在莫言的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莫言想在合适的时候,要把它写成一部小说,题目就叫《马蹄》。

莫言文章中对马蹄进行的渲染和推崇,代表着作家对生命中一个个各具特色而不可磨灭的印记的珍视。我想,黄县的四年军营生活,正如一串马蹄印吧?

(刘建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