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后，诺奖评委马悦然、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都来到中国。两人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书来的（马悦然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埃斯普马克的七卷本小说《失忆》首部），但抛向他们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莫言的。23日上午，埃斯普马克和《失忆》的译者万之与几家媒体的小型见面会，基本成了“莫言专场”，所幸，作为一名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埃老的回应又超越了目前的“莫言热”，回归到文学本身。

鲁迅曾谢绝诺奖提名

林语堂、刘半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沈从文去世前曾上“五人名单”。

记者：外界有很多传闻说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和沈从文都差一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和我们具体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埃斯普马克：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鲁迅。问题是，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将他看成一个作家。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鲁迅。当时瑞典著名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动人。他们找到刘半农去问鲁迅，鲁迅说我不想得奖，我还不够格。鲁迅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后来他去世了。

记者：鲁迅被提名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马克：他没有被提名，是我们去问他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提名不够，许多好的作家都没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笔会、作家协会、前诺奖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是许多好的作家没有被提名，然后诺奖评委会自己会提名候选人。

后来，沈从文被提名了。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诺奖有一个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几年前马悦然告诉上海的一家媒体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我想如果他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会获奖。在5人名单上他是评委最喜欢的一个。

诺奖从无“政治企图”

没向瑞典驻华使馆询问过老舍，文学院从不听命于政府。

记者：老舍呢？外界也有关于老舍的传闻。

埃斯普马克：关于这件事我无法回答你们。我能告诉你们的是，瑞典学院在上世纪60年代有关于好几个日本作家的讨论，他们请了四位懂外国文学的专家，这个讨论持续了7年，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去世了，最后川端康成得了奖。

万之：确实有传闻说，因为当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瑞典学院在1968年给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写信询问老舍的情况。

埃斯普马克：不对。我们很小心，基本不会和任何政府机构接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瑞典学院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它不会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会接受政府的一分钱资助。政府也很高兴这样，这样它就不用为学院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学院做出的很多决定一些政府可能会不喜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我们在讨论索尔仁尼琴，这是我知道的瑞典学院惟一一次去和大使馆联系，他们问驻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如果把奖给索尔仁尼琴，会不会给他个人带来人身危险。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给他个人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奖。瑞典学院不想让这种情况重演，所以他们问瑞典驻苏联大使馆，但强调只是考虑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其他。大使馆回答说索尔仁尼琴不会有风险，但这可能会影响苏联和瑞典两国的外交关系，但瑞典学院回答，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索尔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选。这是瑞典学院不会听命于外交部门——即政府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politicalintention)与“政治效应”(politicaleffect)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

马悦然“被贿赂”仅是传闻

马悦然仅是18名院士之一，没有人可以独自决定诺奖归属，此次来华与莫言获奖无关。

记者：马悦然最近对媒体说有中国官员试图贿赂他，你听说过吗？

埃斯普马克：这完全是编的，我听说过这个传闻，但这完全是胡说。没有人试过，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我还听过传闻说马悦然在诺奖评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个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里面，他只是18个院士之一。

艰苦的工作是由这五人小组做的，他们负责提名的工作，将提名缩小到20人，然后将提名人的简介和作品交给其他人，到5月底这个名单缩小到五个人的短名单，整个学院所有人夏天的工作就是去读这五个人的作品。

记者：所以五人小组会阅读所有人的作品，提出短名单的建议，然后18名院士决定谁获奖？

埃斯普马克：是的。他们会提出五个人的短名单，但是他们不能决定获奖者，决定由18名院士共同做出。任何一种关于某一个人可以决定诺奖评选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曾经有一个传言，关于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院士，传言说他是评委中很强势的一个人，所以许多获奖者得奖后会专程到他家去感谢他，他们不知道他其实是投了他们的反对票的。如果你见过这18个院士，他会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智慧、很有主见的人，你就会知道关于其中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说法是多么荒谬。

记者：莫言获奖后，你和马悦然恰好都来到了中国，这是不是也是诺奖的一个“政治效应”？

埃斯普马克：这其实是一个巧合。我来中国是三月份就收到了邀请，来谈瑞典诗人马丁松的《阿尼阿拉号》。正好我的小说《失忆》在这个时候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

■谈莫言

埃斯普马克：

幻觉现实主义堪称莫氏独创

（诺奖颁奖词中）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ionaryrealism,而避免使用“magic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realism)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

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人们还讨论了其他人的影响，比如鲁迅，比如福克纳，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就是高密。就像鲁迅也有自己的鲁镇。

但是，高密县与约克纳帕塔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我看来，莫言在他所创造的高密县中所做的是将世界上的不同地域集中起来。在高密没有沙漠，但在莫言的高密县有。同样，历史也在他的作品中凝聚起来，其中有二战的历史，也有当代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一本书就像一个微观的世界，有自己的条件和状况，你可以进入其中体验。文学世界是一个双重世界，它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会强迫外在世界显形，展现它的面目，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打开我们的眼界。例如，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我们用卡夫卡的眼睛来看世界，会发现我们从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文学的这种双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学常常被政治辩论所掩盖，人们常常忘记了文学是一个自在的世界。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