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本土作家。对莫言创作最为熟悉的人之一，莫言军艺同班同学，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是最早对莫言的创作发出声音的人，一路见证莫言创作的成长，而他个人的理论批评轨迹也始于对莫言早期作品的关注与鉴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向前就曾下过断言：莫言必定会成为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第一人！

徐艺嘉：您和莫言是军艺文学系首届同班同学，您“出道”时的多篇评论作品都是针对莫言而作的，是什么促使您把他作为文学研究对象？

朱向前：我和莫言，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也可以说是同舟共济。所谓同病相怜，是说当时在军艺文学系，我们班有35个人，其中有许多当时军队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面前，有李存葆、钱钢、李荃等。数来数去，我俩纯属无名之辈。开学前一个月都没怎么见莫言在公开场合发言，我当时想这个人是谁啊，比我还低调。有一次去饭堂的路上，我俩一起走，我问他：“你是什么单位的？写过些什么？”他说：“嘿，总参无人，我就是来顶替的。”我说：“我和你差不多，我是从福州军区来顶替的。”当年的无名小卒，现在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绝不是瞎混的，他表面平静，但内心始终有一股奋斗的激情，至今未泯。

所谓同舟共济，是讲创作方面了。军艺的学员宿舍是四个人一间，在这种环境下，莫言无法安静地写作，于是就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写。每天晚上，同学们有的访亲探友，有的喝酒侃山，也有的看书写作，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写就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但莫言很快就开始爆发了。从1985年初开始，他陆续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枯河》等作品。我拿来一看，感觉出大事了，要出大作家了！凭借同窗近水楼台的关系，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最早评介莫言作品的评论者。在《红高粱》问世之前，我就写了《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评点》、《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说“写意”散论》、《莫言莫可言》等关于莫言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其中不乏万字长文，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报》、《昆仑》、《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这些都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也算是我对当时质疑莫言声音的一种回应。发表于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可见莫言的分量。

徐艺嘉：莫言获得诺奖，毫无疑问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标高。早在2006年他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时，颁奖词就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对于“旗手”一说，您有何理解？

朱向前：何谓“旗手”？据我理解，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义正在于此。

徐艺嘉：我在您《黑白斋读书录》一书中读到过《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一文，里面提到在十年前就曾断言莫言将会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此文发表的时间是2006年，那就是说，你在1996年之前就作出过这个判断。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文学界视为文学的最高奖项，多年来引得许多优秀作家竞相追逐，您为何唯独预测莫言会获得此项殊荣？

朱向前：我判定莫言会得诺奖，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首先，莫言的小说写农村的风土人情，融入作家对生活的深度体察，其早期的作品犹如天籁之音，发自内心表达对故乡、对童年、对乡情、对人性的理解。其次，莫言有着精准的人生记忆力。一个小说家是否具有超常的人生经验记忆力是关系到这个作家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到中期的《丰乳肥臀》、《酒国》、《十三步》，直至近期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等，始终有一点让我深深折服并且自叹弗如的就是他对童少年时期乡村生活丰繁、全面、深刻、精准的记忆。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中国北方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秉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生记忆力。再次，莫言的作品有着狂放的想象力和鲜明的语言特质，他的每一部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不可复制性，显示出其超凡的才气。

徐艺嘉：诚如您所说，多年来，莫言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原创性，且各部作品之间风格差异较大。通览莫言的创作，您认为他的作品集中显示了哪些特质？

朱向前：20年来，莫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我认为他的作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一直到《红高粱》。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并迅速进入了爆发期。这个阶段他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模式，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但同时也受到一些拉美和西方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的影响。这期间的作品表达的都是中国的人和事、民间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这点始终没有变。《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风格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

莫言第二阶段的创作就是继《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中期大约十年间，莫言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达到了他的价值取向预设。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这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生死疲劳》、《蛙》等作品都属于第三个阶段。

徐艺嘉：读者对莫言的作品褒贬不一，尤其在他获诺奖以后，对他作品的评价更是出现两极分化，您有什么看法？

朱向前：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同时又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价值的作家，这一点是肯定的。再者，莫言不是一个以理性见长的作家，他是个思想比较庞杂混沌的作家，不像有的作家，总是能一下子把握住问题所在，写出以理性见长的作品。莫言毋宁说是感性的，他对社会也有他的看法，但他不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方式是和盘托出，把他的所有“观感”——观察和感想，连毛带血，水淋淋、毛茸茸地端上来。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条大河，是气势、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条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几个浪来。当代中国文坛恐怕缺的还是这种长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说莫言的独特性价值，恐怕这就是他主要价值之一。概言之，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一个丰富的作家；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一个深邃的作家；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徐艺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