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马悦然

·马悦然·

GoranMalmqvist

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大利亚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

1948年他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译作。后来又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发表于1958年。是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等。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等。马悦然此次上海行并非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的莫言，而是一次早已计划的中国行，是应世纪文景邀请参加“见证·2666文景十年分享会”的收官活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翻译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最新诗集和自传《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发行做宣传。在上海期间，马悦然根据托马斯诗集《巨大的谜语》做了两个专题演讲，分别是上周日晚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中国小诗的发展和特翁的俳句”以及昨晚在复旦大学的“我为什么翻译特翁的诗”。两场演讲都与其好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这位去年诺奖得主的诗歌翻译有关，也是他自己对几十年翻译经验的一个总结。

翻译时注重原文形式和节奏

邀请马悦然夫妇来上海与读者见面，很早就出现在“见证·2666文景十年分享会”的活动计划中，但因为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马悦然的这次上海行肩负着双重使命。在周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讲完了莫言获奖前后的故事之后，从上周日晚上起，马悦然的上海行才真正进入正轨，他要谈谈自己的翻译心得，要好好推介自己的好友——去年的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和他近些年唯一的诗集《巨大的谜语》。

上周日晚在东方艺术中心题为“中国小诗的发展和特翁的俳句”演讲中，马悦然主要围绕着中国1920年代小诗的发展和形成来讲述，并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特别是俳句进行比较，阐释了小诗的概念，日本俳句与其他国家俳句之区别，还特别朗诵了他最为喜爱的中国小诗与特翁的俳句。

昨天晚上在复旦大学的第二场演讲题为“我为什么翻译特翁的诗”，因预约人数众多，主办方在活动前一天将活动地点改在了面积更大的演讲厅——蔡冠深报告厅，即便这样，现场仍座无虚席，外面的走廊和楼梯上还有不少未领到票的听众。在演讲中，他特别提到托马斯在高中时代独创的一首六言诗，这与他非常喜爱的唐诗中的六言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将几种不同译文（英译及中译）加以比较对照，特别强调了特翁诗歌中独特的音乐感。因为特翁本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在诗人中风之后，虽不能说话但仍能用左手弹钢琴，而马悦然本人年轻时也曾在交响乐队打鼓，他个人对节奏也比较敏感，因此对马悦然而言，他在翻译时就极为注重原文的形式和节奏。

强调对经典作品的重译

马悦然本人也是个诗人，更精通中国古诗，这也使他有足够能力把瑞典诗歌翻译成中文，作为托马斯的好友，他顺理成章地把朋友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尽管之前已经有北岛、李笠和董继平翻译过托马斯的诗集。作为一名翻译家，马悦然非常强调对经典作品的重译，马悦然昨天说，“每一个翻译家对他翻译的著作，都有他自己的值得参考的见解。”

马悦然跟托马斯已经是认识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一个当了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一个在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还能回忆1960年代第一次见到托马斯时的样子，“我起初只阅读他的诗，没有想到把他的诗译成外文。”1983年冬天，马悦然去医院做个手术，身上带着的是托马斯那时刚刚发表的诗集《狂暴的广场》，动完手术，马悦然说他的脑子还很清晰，半夜醒来就把诗集的19首诗翻译成英文——只用了一个下午那么长的时间。

《巨大的谜语》最后部分是马悦然翻译的俳句集，托马斯大部分俳句都发表在他最后的两部诗集《悲伤的凤尾船》(1996）与《巨大的谜语》(2004）中，尤其在托马斯1990年中风之后，他主要写的是小诗和俳句。

俳句在日本文学史上占的地位很重要，1920年代不少中国年轻人留学日本，肯定见识过这种比较特殊的诗歌形式。马悦然说，“可是据我所知，他们谁都没有把这种短诗带回中国去。五四运动时期抛弃了的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如绝句、律诗和长短句，对于偏爱自由诗的激进派的诗人来说，也许会觉得具有严格节奏的俳句是不合时代的。”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学运动，在马悦然看来和瑞典1940年代的文学运动有些相同的现象——对传统文学的否认的态度。“当时的瑞典诗人大多数写的是自由诗。托马斯走他自己的路。他头一本诗集收十七首诗，一共包括九十一阕（stanzas）。其中十三阕用古代希腊所谓萨福诗律(Saphicmetre），两阕用古代希腊阿尔凯（Alcaicmetre），六十阕用所谓英国式的无韵诗（tatám，tatám，tatám，tatám，tatám），其余的十六阕是自由诗。”马悦然说，“中国1920年代的小诗和托马斯的一些俳句有相同的或者相似的主题：诗人们都坚持要说真话或者表达一种坚固的信念。”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马悦然译。

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风，托马斯逐渐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简单地发几个音，但在妻子莫妮卡的帮助下依然能与外界沟通。“我一个朋友，瑞典一位有名的医学专家，告诉我，因为中风不会说话的人绝对不会写诗，除非这是一个上帝创造的奇迹。”马悦然说，“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即便中风，托马斯依然能写简单的短诗。

发表中文翻译作品总让人误解

马悦然把大量中文诗歌翻译成瑞典文，至于自己的翻译动机，马悦然说，“我不是中国人，可是我读过相当多的中国文学著作，从上古时代到现在。每读到一篇我非常欣赏的作品，我都希望把它译成我自己的母语。为什么呢？因为我愿意让我的同胞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赏的中文文学作品都译成瑞典文，可是那当然是做不到的。”马悦然做了选择，他经常把一个作家所写的主要作品都翻译成瑞典文，比如“闻一多先生的两部诗集《死水》和《红烛》，艾青的最主要的诗歌。北岛的诗我翻译过95%。沈从文先生和两位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我翻译得比较多”。

谈及翻译中文诗歌，马悦然昨天说，他非常在意中文原文诗歌的形式和节奏，但把中文古诗中的绝句和律诗翻译成外文时，翻译家会面临很多困难，四声在绝句和律诗中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外文没有声调，中国近体诗的平仄的对比，当然没有办法译过来。”“律诗里头那非常精美的对偶句也不容易译成外文。”“把中国非常整齐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译成外文的时候，简直没有办法反映原文的结构和节奏。”

作为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首先是个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主要是中国方言，这也是马悦然能说一口四川话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他在上古和中古汉语的音韵学、古代和现代汉语语法、诗律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他能进入瑞典学院的原因。但现在，中文世界首先把马悦然看作一名中文文学作品翻译家，他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个角色，也知道这个身份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他自己的同胞。在马悦然看来，他翻译中文作品不是要给中文作家弄个文学奖，“主要任务是把中文文学介绍给我的同胞。”因为在翻译成瑞典文的文学作品中，74%翻译自英文，“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1%！欧洲各国的情况是同样的。”

马悦然是瑞典学院里唯一精通中文的院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也是瑞典国内少数能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译者之一，这样的双重身份也让马悦然感到烦恼，“因为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译文，就会有人说：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