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1933年－)，台湾彰化县人，作家、学者、翻译家。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等。林文月身兼研究者、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三种身份，并于这三个领域中都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曾译有如《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等日本文学名著。著有《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等散文集。

前些日，她受邀到北大演讲，无论介绍者还是簇拥者，都喜欢把她称作传奇，她有太多资历适合被如此演绎。她却散淡着，把众人口中的传奇换成讲述中的顺其自然，一切和煦，平实，并无奇突和陡变。

不是传奇

这容易让人想起她在《读中文系的人》里讲述的自己弃写小说，专攻散文的经历。

大三时，她欣然写就一篇取材农村背景的短篇小说，去找恩师台静农先生过目指正，台先生看后直截了当：内容构想都不错，只是里面的村夫村妇都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她由此恍悟到自己的经历，向来优裕顺遂，对于外在的风雨，也只是想象与同情，并无深刻体验，就此，决心不再写小说。

她出身优渥，其外祖父连横系《台湾通史》作者，人称“台湾太史公”。连战是她的表弟，她却甚少提及此事。她是被称为台湾“林美人”中的一个，即便当下已近80高龄，依然优雅过人。在北大时，有人意图向她核实，台大女生宿舍中的望月楼，是否真是因为她在此就读而得名，她面呈尴尬地说：这是我所不知道的林文月。她那被称作林徽因式的星期五文化沙龙，是董桥、林海音、三毛等文人的聚集地，但在她的讲述中，淡极了。不过是嫁给一个从事艺术的丈夫，孩子又要得晚，所以会有些共同的朋友来往。后来为了方便，就统一到了周五。聚会自然要弄些吃食，做久了，就有了她后来的《饮膳札记》一书。

和很多民国的旧文人一样，她有着创作、翻译和学术三支笔，在台湾，是颇负盛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她是台湾最早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的开拓者，译有《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因为《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分别有丰子恺版和周作人版，所以她的译笔也时常被拿来对比。在面对太多此类问题的提问后，她以音乐做比，形容中文和日文的差异“它们一个像钢琴，每个键都有清晰的音，一个像小提琴，是那种混合的弦音。”

鲁迅、刘呐鸥与12岁的林文月

这次受邀到北大，她演讲的主题是“拟古：从《江湾路忆往》到《我所不认识的刘呐鸥》”。讲座是“鲁迅人文”系列的开讲。

《拟古》是她效仿西晋文人陆机的“拟古诗”所作的一系列模仿先人的散文合集。《江湾路忆往》则是其中一篇效仿萧红《呼兰河传》所作的一篇回忆童年在上海生活的文章，和普通以时间为主轴的回忆文章不同，她选择以生活的地理空间来展开叙述。

也因这一写法，使得台湾中央大学的许秦蓁，在十年后，因为写作一篇《战后台北人的上海经验和上海记忆》的博士论文，得以“按文索骥”地重新寻访林文月笔下的上海。

在这一过程中，许先生发现林文月提到的放学后躲雨的“内山书店”也是刘呐鸥经常购买日文书籍的地方，而且他们所站的位置都非常相像。而那时，林文月对刘呐鸥还一无所知。

更让人称奇的是，一个日本教授看到这篇散文后，也同样告诉她，鲁迅也曾常出入内山书店。而鲁迅的学生台静农，去台湾后，成为了林文月日后的恩师。

因为这一发现，林文月受邀参加关于刘呐鸥的研讨会。当她翻阅刘呐鸥的传记时，在一篇日记里，发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日记中显示，1927年的元旦，刘呐鸥曾和几个朋友一起跳舞庆祝，这其中就有林文月的父亲。林文月也因此遥忆起童年的片段，父亲嘴中的刘灿波，原来就是刘呐鸥，而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父亲惊慌地告诉母亲刘呐鸥被害的事儿，当天，家庭气氛一片肃然。

一篇怀旧的文章，引出了很多离奇的交叠重合，也使得她最终写就《我所不认识的刘呐鸥》这篇学术研究与个人回忆穿插展开的文章。

谈台静农“台先生不讲鲁迅，因为这是他的禁忌”

新京报：在讲演中，你在开头特别提到了你的老师台静农先生，说如果他天上有知，该是欣慰的。

林文月：嗯，我跟着台先生读书，做他的学生，很多年。我们的师生关系很好，其实，当时台大中文系也很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经常去老师家里，谈谈话，问问题，或者什么也没谈，就一起喝喝酒。他是很疼我的，我们也都非常景仰他。北大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我的讲座又是关于鲁迅人文系列讲座的一个，所以我想他应该会高兴。因为在过去，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新京报：有资料说，台先生到台湾后，对鲁迅是避而不谈的。

林文月：台先生不讲，因为这是他的禁忌，我们讲话时也避免谈到。我们了解到的内容也大都是从外面的资料上，这也是因为当时台湾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有两岸关系上的敏感。后来白色恐怖解除后，我们索性也不谈，因为不想让他为难。好像后来有人去找过他，问起这些事情，他也表示不愿接受。平时，偶尔讲些有趣的事情时，他会不自觉地把鲁迅带上，譬如当时他怎么到南方来接鲁迅，怎么传达一些消息等等，都是片段的。他是很敬佩鲁迅先生的文笔的，鲁迅也很欣赏他，台先生很多乡土趣味的小说，鲁迅很是推崇。

谈译作“如果知道丰子恺在翻译，我可能就逃掉了”

新京报：因为你翻译的《源氏物语》同时有丰子恺版，所以经常被拿来比较。两个版本很大的差异是对和歌的处理上，丰版更多是被翻译成唐诗的形式，你的则更多是一种兮字体，当时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林文月：我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两岸还不相往来，所以完全不知道有人在翻译，如果事先知道，可能我就完全逃掉了，已经有伟大的作品，我不可能再去较劲。或者我在翻译的时候，遇到问题，会找来参考。那后果有两个，一个是解决了我的问题，一个是也跟着搞错了我的问题。毕竟《源氏物语》是千年以上的书，太多流派和解说，很难有定论。我在翻译的时候，最早参考的是英国人ArthurWaley的英译本，尽管它是很棒的英文，但却不是全译本。我有问题时去查找，发现他也规避掉了。我和丰先生都是全译本。他的风格偏向中国人对古文，对唐宋时代的趣味，我的则被评价为是和文的，可能这是批评我，但我却很高兴，因为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看外国小说，很希望看到的俄国文学有俄国味，英国文学有英国味。我不喜欢都是中国味道的。

至于和歌的翻译，我也曾考虑翻译成五言绝句，但是那样感觉用字太多，因为我们是一个字是一个字的含义，日文是一个字是一个音。另外我不想让读者有错觉，就是日本在1000年前有和我们一样的五言绝句或者七言绝句的两句。我希望读者能够体味到，这不是一个中国的、惯有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创造了个三句的，中间加兮字，这样一方面比较委婉，像日文的味道，另一方面，我让第一行跟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押韵，这样有点像诗但又和我们不一样。

新京报：做翻译，你是否有自己的一些原则？

林文月：做翻译是没有完美的，总是有不足。可是我觉得谈翻译，最好要知道原文是怎么回事。中文像钢琴，一个字一个音，可以分开的。弹得很好，可以连贯起来。日文像小提琴，是一种弦音的效果。我把文章弄长一点，绕来绕去，是想表现原文给我的感觉。我觉得翻译不单单是告诉读者一个内容，不是他跟她恋爱，所以就结婚了，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的过程，怎样的表现，每个人都不同。《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相比，《枕草子》更像小提琴。我自己当然是想把钢琴尽量弹成小提琴，但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啰唆，累赘。做翻译，首先要变成细心的读者，读出他的内容，也很重要的是，读出他的表现方式，他的声音，否则就是你替他讲故事。

谈人生经营“我是害羞的人，但推出去了也很勇敢”

新京报：你有篇文章叫《散文的经营》，那对于人生，你是否有自己的经营？

林文月：其实真的很奇怪，我常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真的可以了。我其实是个害羞、胆小的人，但是如果你把我推出去，我也会很勇敢。想想我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做事情很有系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另外，我是个认真、尽责、守时的人，起初在一个文学杂志翻译《源氏物语》，每期都发表，台静农先生很心疼，说你可以偶尔偷懒，缺一两期的，但我想那样可能就会更拖下去。

新京报：很多大陆人觉得台湾人的文章里，会有种特别的心平气和的调调。

林文月：这和大环境有关系，物质生活好了之后，要很长时间才能有心平气和的氛围。台湾几十年前，也同样，到了一个地方就抢成一堆，吵吵闹闹的，很躁。但现在慢慢可以讲话，人文的东西也出来，就使得人更平和，更舒服些。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