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收获》杂志第6期刊登了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上半部。《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和事，他说：“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今年已经60岁的贾平凹，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写了这么多，为什么还写？他说，“鸡不下蛋它憋啊！”据悉，这部长篇小说下半部将在明年1月《收获》杂志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于1月中旬出版这部小说。

题材

乡镇女干部的幽密心灵

据《收获》杂志执行总编辑程永新介绍，贾平凹这部长篇小说总共30多万字，给到编辑部的时候，全部是手写稿，当杂志社排出第一校样的时候，贾平凹又做了大量的修改。

《带灯》叙述了一个漂亮的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改名为“带灯”。报到时，办公室主任问她：你怎么要来镇政府？她说是为了进步，但不是为了当官。带灯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樱镇正洽谈引进一个大型化工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各色人等，从书记到平民都慢慢进入癫狂状态。而带灯一封封绵长细致的讯息，把她的倾心和爱慕，投向了那个灵魂指引者……

小说现实感极强，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正在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变化。再现中国粗野现实的基础上探索了一个正直、敏锐、漂亮的女干部幽密的心灵。“小说触及到的是中国当下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带灯》让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粗粝的现实，而是一盏像萤火虫般的灯如何明灭。”《收获》杂志编辑说。

程永新告诉记者，这部作品可以看作老贾送给自己60岁生日的礼物，“老贾是一个对天命极为敏感的作家，虽说纳博科夫60多岁才成名。”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他写道，“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说今年得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其实逃避时间正是衰老的表现，我都觉得可笑了。”

缘起

小说素材来自亲身经历

贾平凹说：“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几十年的习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就在不久，他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的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

结果他真的去了，在大山深处，她是一个乡镇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更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

从她那里回来以后，他又回了一趟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条铁路又修高速公路，还有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农村当下的境况让他唏嘘不已。而在大山深处乡镇女干部，已经成了他的朋友，她除了写信，还定期给他寄东西，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所写的检查草稿。

一天，当他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他冲动了写《带灯》。

心路

文学的困境是社会的困境

“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

在贾平凹看来，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但也正是因为社会基层问题太多，他才尊重这些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会哀叹中国文学出现了困境？贾平凹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人类出现了困境，只是我们还在封闭的环境里仅仅为着生存挣扎时未能顾及到，而我们的文学也就自愉自慰自乐着，“当改革开放国家开始强盛，人民开始富裕后，才举头四顾知道了海阔天空，而社会发展又出现了瓶颈，改革急待于进一步深化，再看我们的文学是那样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差不多学会了一句话：作品要有现代意识。那么，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中国的作家又怎么在写作中体现和完成呢？”

写法

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他认为，所谓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强大使他们自信，于是他们的文学也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找人类栖身地的题材。而我们呢，因为贫穷先关心着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久久以来，导致着我们的文学都是现实问题的题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虚荣，去回忆祖先曾经的光荣与骄傲。当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盼望的是得到面包，而不是盼望神从天而降，即便盼望神从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着面包而来。

在写法上，《带灯》也做了新尝试。“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对中国两汉时期文章的风格有兴趣了，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