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八一年四月的春风，是乏力的。除了偶尔瞥见几树杨柳，悄悄地抽出鹅黄的芯芽，便是一式残冬的景象，灰楞楞的枝桠，古老四合院灰褐斑斑的檐墙，行人灰蓝的冬衣……这一切都覆罩在冷冷色调之中。风吹来，也是料峭瑟瑟，仿佛在悲咽……

当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朱中英女士的引导之下，步入北京交道口南三条胡同时，周围的一切是冷寂的，这使到我们的步履也迟滞起来。这一天，是四月三日，离中国新文学运动开拓者之一———茅盾先生的逝世，已一个多星期。我们叩着厚重的木门，开门的是长期来为茅盾搜罗材料、整理笔记，也是儿媳也是秘书的陈小曼女士，她默默地把我们迎进院子左边一间雅洁的客厅。

招呼我们的，还有陈小曼的夫婿、茅盾的儿子沈霜(韦韬)先生。

沈霜沉痛地向我们绍介茅盾先生晚年的情况，特别是从1980年到逝世前的生活和创作活动———茅盾从1980年入冬以后，就开始气喘，身体很羸弱，人也日渐消瘦，体重只剩九十斤。逝世前后一段日子，哮喘病很严重，但他一直没有辍笔，仍然继续写回忆录———《我所走过的道路》。最初他还能颤巍巍地走到与睡房相通的书房创作，后来走不动了，便走到卧床侧的小书桌去写，而每次只能坐十来分钟至半小时。

起初不想当文化部长

提起茅盾，我一直感到惋惜和不安。

我做现代中国作家研究，与内地作家直接对话始于一九七八年内地的开放期。在与我交往的新文学作家之中，茅盾的身体状态是较不好的一位。已逾耄耋之年的茅盾，埋首写他的回忆录———《我所走过的道路》。直到1981年逝世之前，他只写了此书的上卷、中卷，把未竟的下卷也一起带走。

相信，于茅盾来说，这也是他毕生的遗憾。作为这部回忆录香港繁体版的编者，不免感到惋惜。

据茅盾的儿媳妇陈小曼女士私下向我透露，茅盾原不想当文化部长，他曾向周恩来提出过，说他是一个作家，不会当官，还是让他写作为好。当时周恩来曾表示同意，后来毛泽东亲自向茅盾提出，说是因为考虑到人事的安排等问题，不得不请他去当文化部长。茅盾才说，既然是整个工作需要，他只好照办。随着行政事务的羁身，例如接待外宾和许许多多的外事活动，他已没有精力继续进行写作了。

不习惯他人录音代笔

茅盾晚年，把生命余焰全扑在写作上。据陈小曼女士透露，茅盾写作都是亲力亲为的，他不习惯录音和让别人代笔。但除了行政工作外，他平常还要频繁地接待踵门求见的人群，例如题词写字，作者请求给他的作品题书名，杂志请求题刊名，全国大大小小书刊不计其数，连县级的刊物也找上来，茅盾又因盛情难却，不便拒绝。此外，求见的人还有询问三十年代文坛纷杂的人事的，请求给他们的作品提意见的……纠缠不休，穷于应付。这些事情占去茅盾很多时间，使他不能心无旁骛地专心创作。

我曾向沈霜探询，茅盾先生的两部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锻炼》，都是写于较早的年代，原来打算继续写的，为什么后来却中断了？

沈霜说，《锻炼》写于1948年下半年，主要是反映抗战时期的生活，当时写了二十五章，共十多万字，从未出版过。在文革期间，因为有一个时期是“靠边站”的，沈霜夫妇曾征求茅盾的意见，是否将《锻炼》继续写下去。他当时也有构思过，并且考虑了下面应该怎么写，而且还动笔写了一些，跟着一九七五年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指“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这桩创作计划又为其它事务所冲掉了。直到这次患病在医院，茅盾还表示：“这次病好了以后，先把回忆录完成，有精力的话，应该把《锻炼》继续写完；《霜叶红似二月花》嘛，我看就这样了吧，不想再搞了。”但过了不久，病情急转直下，他已感到自己不行了。

未完成的《锻炼》，后来由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看国家开放难掩喜悦

与茅盾相识恨晚。我手头上收藏的一帧他的墨宝，写于一九八0年十月，是他逝世半年前写的。

沈霜托人捎给我并附函说，这是他父亲近期精神稍好提笔写的条幅，弥足珍贵。茅公的条幅里所写的诗，猜想写于一九七八年开放之后，诗曰：

榆林港外水连天，

队队渔船出海还；

万顷碧波齐踊跃，

东风吹遍五洲间。

(笔者注：榆林港是海南省三亚市东南部海港，港湾水深浪静，群山环抱，蔚为天然良港、国防要地。兔尾岭位于亚龙湾与大东海之间，紧邻榆林港。)

茅盾在诗句里，对开放后的中国难掩喜悦之情：眺望万顷波涛，心潮起伏，放眼东风吹遍寰宇，意兴逸飞，欣然下笔，充弥喜乐的情绪！

(彦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