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五胡乱华之际，在“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的背景下，作为南渡的汉族士大夫，其人生感觉是千载以后的现代人难以想像的，王羲之，这位王谢子弟，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其真面目到底如何呢？《兰亭序》中的“岂不痛哉”与“悲夫”中隐约见出的“右军风骨”，一种宇宙人生的大悲，又在哪里被放大至极限呢？

人生在世，苦痛居多。

生当五胡乱华之际，在“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的背景下，作为南渡的汉族士大夫，其人生感觉是千载之下的现代人难以想像的，王羲之，这位被称为“晋室渡江后第一流人物”的王谢子弟，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其真面目到底如何呢？

就其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而言，自古以来聚讼一直不断，“文革”风雨欲来前，对政治嗅觉敏感的郭沫若因为南京出土的王谢隶书墓志，撰文从文章和书迹两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从而引出一场“兰亭论辨”，并被上升到所谓的“唯物与唯心之争”，在今天看来，也真是匪夷所思——然而自己关心的是，被称作“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的王羲之，其风格难道真是如世传冯摹《兰亭序》所表现出的清妍妩媚居多吗？

《兰亭序》中的“岂不痛哉”与“悲夫”数字中见出的“右军风骨”，一种宇宙人生的大悲，又在哪里被放大至极限呢？

100多年前的清光绪十八年(1892)，随着时任驻日钦使随员的杨守敬搜集散落字画并摹勒成《邻苏园帖》，流落日本千年的王羲之《丧乱帖》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国内学界因之大开眼界——居然还有钩摹如此精良的右军墨迹，民国二十三年（1934）《丧乱帖》墨迹印刷品传入内地，然而，《丧乱帖》原迹1000多年来一直深锁日本宫室，即便如汪庆正这样的碑帖专家，数十年间东渡扶桑十多次，依然未能一睹《丧乱帖》风采，遗憾之下，老先生为《丧乱帖》归国“省亲”呼号奔走，其后终于与日本方面达成协议，然而，《丧乱帖》尚未归国，老先生便已驾鹤西游，让人一叹。丙戌之春，流落日本千年的王羲之《丧乱帖》终于随“中日书法珍品展”归国“省亲”。这幅见出“右军面目”的名帖被认为是奈良时期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为《丧乱帖》东渡日本的时间应在公元729年以前。

去国千年，百年翘首，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站在《丧乱帖》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记得《丧乱帖》公开展出的次日，来到展厅，在此前曾展出陆机《平复帖》的地方，《丧乱帖》静静悬挂着，玻璃窗里光线有些昏暗，人并不多，全不似彼时《平复帖》展出时的喧闹与拥挤。

很平静地就与这件有着传奇色彩的书法名迹近距离接触：《丧乱帖》（8行）与《二谢帖》（5行）、《得示帖》（4行）被装裱为一立轴，一如日本正仓院所纪录的“黄纸，紫檀轴，绀绫”，以及具有扶桑特有装裱风格的两根绮带，帖书保存的完美让人惊叹，居然不见一个朱红印鉴——也不见中国古字画后面连篇累牍的题跋，只最右端钤有日本桓武天皇（737－806）的“延历敕定”印，颜色极淡，不细看几乎看不出，那种对华夏古文物收藏的用心与谦逊让人赞叹，想想那位在中华古代书画名迹上到处题字盖印的乾隆，真该羞愧！

对于《丧乱帖》在日本收藏的经历，富田淳先生在其关于羲之书帖的文章考证中认为，《丧乱帖》传入日本后保管于日本皇室正仓院，是奈良时期的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弘仁年间（810-824）处理给民间，其后递传杳而不明，江户时代初期后水尾天皇治世时（1611-1680在位）有王羲之书一卷从外部进献，后水尾天皇将此书卷分割成三幅，其中二幅置于自己的文库，其余一幅赠与第八皇子后西院，后原存官库及置于身边的两幅失火，唯赠与后西院的一幅传世，后西院驾崩后，此幅又被赐与后水尾天皇的皇子之一妙法院，即《丧乱帖》。明治十三年（1880），由妙法院奉献给皇室，并一直被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

纸间清晰可见一行行的折痕，透过时间的烟云读那些曾被自己摹写过无数遍的跌宕墨迹，“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连读几遍，心摹手追，到最后，字仿佛不见了，有的只是右军其人——右军写此纸时，起初还算正襟危坐，但却笔笔可见沉郁，“之极”二字尤可见出笔力的沉郁转折，矫健，“极”字最后一笔简直是满纸豪气，只是面对“先墓再离荼毒”的现实，却又无法释怀，书至“号慕摧绝”的“摧”字时泪水已夺眶而出，笔画间也因之颠倒错乱，写至“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时，已是满面泪水、痛不欲生，落纸则出入顿挫，欲说还休，到“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时，肝肠已断，所见只是一位泣不成声（几乎是鼻涕泪水混合着奔流而下）几欲与受信人抱头痛哭的右军形象，字与字之间也终于模糊一切界限，归入草书的一片神机，家国之恨，人生大悲，在一点一画间让人可以一一触摸——如果周围没人的话，几乎让人欲对之痛哭失声，然而这只是一念之间，到底不可能如此——所谓的晋人风度，毕竟离今人已经很远了。

什么是书法呢？书法只是道出一个真正的自己，只是见出一种情性——让那些混迹于各种名利圈中的书法家们见鬼去吧！所谓书法，在我看来，笔法之外（当然要有笔法），只是静默中见出的一种人生境界与修养，只是一种真情，若无人生境界与真性情，谈什么书法？！

右军《丧乱帖》有简远惨淡的一面，比如“追”字，简淡的笔墨，见其天性之真，但表现更多的是雄强，尤以“丧乱之极”四字为最，一以贯之的则是真诚与一往情深，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右军是一个敏感的情种，虽然兼具“雄强与惨淡之美”，《丧乱帖》却又不失平易一面，平易亲切如一位捶胸顿足的老人——他所有的一切都亮在那里，他的雄强，他的软弱，他的无奈，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你都可以触摸得到——他的心是透明的。

今人书法中，尤其是各类展会上的书法，雄强者有之，惨淡者亦有之，但却多故作姿态，为展而作，缺少平易，缺少一个真实可触摸的人，其原因正在于人生境界的大小，而真正大境界的还是应当有平易作为底子的。

赵孟頫的字算不上多喜欢，但他《识王羲之<七月帖>》说的话却很到位：“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竦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遒劲，即同其人品。”

观《丧乱帖》，正可见“骨鲠”与“激切恺直”。

《丧乱帖》中所说的是“先墓再离荼毒”、“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富田淳考证认为是“羲之书于修复先祖之墓的永和十二年（356），时桓温被夺回洛阳，荀羡被派遣，此地重归平稳”。

话说得有些含糊，但学者韩玉涛先生在考评《丧乱帖》时分析颇详，略录如下：

“右军的‘先墓’在甚么地方?此所谓‘先’，指他的祖父以上者。即从西汉王吉以下，至两晋王览以上者，‘先墓’所在，可能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云‘临沂都乡南仁里’者是也。”

既然有“再离荼毒”，那就必然有“初离荼毒”，“初离荼毒”的时间右军没说，韩玉涛认为应是五胡乱华时，即晋室渡江前后，彼时右军尚未成年，但想必在记忆里留有不少痛苦的记忆，而“再离荼毒”的时间，晋史所载战争祸及王氏故里琅邪的，只有永和十二年。《晋书》第七十五卷的《荀羡传》记有：“及慕容俊攻段兰于青州，诏使羡救之。俊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羡讨之，擒腾，盘迸走。军次琅邪，而兰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逯、萧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时，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帝将封之，羡固辞不受。”

韩玉涛先生认为“王腾、赵盘寇琅邪，北境骚动”可以对应“先墓再离荼毒”，而“羡讨之，擒腾，盘迸走”，可知其后世族王家的先墓“修复”，此论颇有道理。

对于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古人，大概没什么比“先墓荼毒”更让人悲痛欲绝的，周作人1919年曾作《祖先崇拜》一文论述祖先崇拜之弊，彼时的周作人大概仍有些血气方刚的意味，若把“祭祀祖先”认作“祖先崇拜”，似并不严谨，祭祖未必就是崇拜——在我个人看来，“先墓”（或曰“祖坟”）更多是一种家园的象征，是一种对自己从何而来的反思与皈依，孔子的这句话说得很让自己佩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祖先的“祭”并不就是崇拜，“祭”更多的是思念，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与感情的皈依，尊重先墓，即尊重自己，从人生长河的角度而言，也即尊重子孙，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对于先墓的态度，正可以见出传统中国人对重大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态度。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先墓”这个词无意中正象征着中原礼乐、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原大地备受荼毒。

晋室渡江前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礼崩乐坏，几乎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当时诞生的《丧乱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真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人物的悲欢，世族大家的王谢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连续写下四个“奈何”，普通的百姓又会怎样呢？

永嘉五年石勒大破晋兵后，“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匈奴人刘聪破洛阳后，掘晋诸陵，人民死者不计其数；石虎降城陷垒后，“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到处是抢劫，到处是大屠杀，胡兵抢到汉家女儿，夜则淫乱取乐，缺食时则煮之充食，且称之为“两脚羊”，读之几乎让人窒息，《晋书》中所载的刘琨上表时如是写道：“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这真是一个“丧乱之极”的年代！

就像后来的蒙古屠城、满人对汉人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南京大屠杀”……汉人何其悲哀——中土大地在羲之慨叹“丧乱”之后，经过了多少丧乱？满清入关后，顾炎武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细细想来，每每让人不寒而栗：“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所谓“亡天下”，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的消亡。

五胡乱华，谓之丧乱，有亡天下之虞，但晋室衣冠南渡，天下终究未亡；南宋灭亡，蒙古入主中原，有亡天下之虞，天下终究未亡；满清入关，有亡天下之虞，天下终究未亡……然而，经过一轮轮数不清的丧乱，习惯于农耕田园生活的汉族不知受到多少苦难，中华文化在中土已被压抑摧残得奄奄一息，以至于伪儒乡原遍地，到“文革”十年浩劫之时，揭批争斗，毁坏文物，种种恶行令人目瞪口呆……但人还是得活下去，无论是怎样的苦难。

留给活下去的中国人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断裂带。如果重新溯源当今中国人的丑陋与道德沦丧、急功近利的一面，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运动应难辞其咎。在台湾很多人曾提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其中很有一种深意——当下的中国，有多少人意识到“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其经济发展如何，如果对于自己本来的文化多持轻视的态度，自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仰他人鼻息以自重，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那么，是很难让别人也当回事的。而回到“文化意义的中国”这句话来，最值得珍视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精华到底是什么？我想，当然不是汉武帝出于“家天下”私心提出的“独尊儒术”那一套，中国文化最值得珍视的精华在先秦时即与希腊民主的精神多有相契之处，不是如秦皇与满清那样的专制，不是闭关守国，不是伪儒，华夏文化的传统一直尊重活泼泼的生命，孔子所谓的“仁”，庄子所谓的“真人”，右军所代表的真性情，都是。焦理堂有一句说得好：“先君于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欲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

“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推己及人，正是华夏文化关键词“仁”与“礼”提出的重要背景，而“仁”与“礼”的最终指向呢？

孔子让其弟子谈理想时，惟独曾点说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才喟然叹道：“吾与点也”——所谓微言大义，华夏文化的精华与平易的家居生活相关，与“真善美”三字相关，见于陶渊明，见于晋人行草、唐诗宋词，见于宋元山水，见于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不知“子曰诗云”、不知各种名目纷繁的“主义”，但却真正领会“里仁为美”的朴素善良的民众身上。

礼失求诸野。华夏文化的传统与精华到底在哪里保存继承得最好，哪里丢得最多呢？何谓真正的“文化中国”？……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只能如右军一般临纸叹息：“奈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