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涵

半年前一次研讨会上的话语交锋，至今仍然引起争议和回应。这在目前的美术界非常少见。

2012年9月，潘公凯推出其学术成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为了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理出头绪，潘公凯多次邀请美术界内外学者进行座谈探讨。最近受邀的中山大学哲学教授甘阳与北京大学艺术史教授朱青生在课题发布研讨会上的辩论在网络上发酵，成为持续的热点话题。

“界外的人通常有利有弊，弊处是比较容易说外行话，好处是因为我不是界内人，不大在乎得罪你们。我现在对美术界很失望……”小圈子里人情利益联系紧密，以致现今的研讨会通常难以让人提起兴趣，潘公凯邀请美术界之外学者参与研讨，甘阳发言开始便直接开炮，着实让人不适，大概这也是此次研讨会持续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

甘阳首先指出，相对感性的美术应该走在思想界前面，能够带动或指出某种新的东西，但现在的美术界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现在的艺术处于异化状态，并不思考基本的问题，艺术家们更多地专心于卖画挣钱。

在甘阳看来，讨论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关键是要回归中国文明的特殊规定性中来，“现代”以后，中国画还是不是中国画？“现代”以后如果不是中国文明了，这个“现代”就没有意义。现代中国文明之所以出现巨变，关键因素是外力的冲击，而“五四”以来的否定传统、学习西方也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他强调，西方人谈“现代性问题”主要是检讨西方现代社会里的负面性问题，西方现代性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还“没有完成”。很多人都是对现代性持批评的态度，而不少中国学者按照惯性将其“为我所用”，不能真正把握到西方和中国深刻的东西，按照自己的认识水平和需求误读——明明人家是反现代的东西，我们却变成了肯定性的东西。甘阳直言：“我认为美术界挺落后的，尤其以朱青生为代表，你们越认为自己玩得先进，越认为玩得接近西方，你们就越落后。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包括艺术界，已完全空空荡荡，你们还要和它接轨。”

甘阳认为现在中国艺术家流行制作装置就是一例。在他看来，艺术应该以比较个性的、匠心独运的方式创作出来，而现在中国艺术家模仿西方的装置，技术或许高明，但观念多是拾人牙慧，已经过时，既不环保，也无艺术性可言。“艺术家常常要有一个工程队，要这么多钱、要搞这么多关系，像个工头儿。”甘阳说。

朱青生回应说：“中国艺术界是不是一帮无聊之辈、势利之人？只顾攥着钱谄媚微笑或者谄媚地摆出愤怒的样子？”他表示，对于甘阳的失望，美术界内同样不满。但是，艺术所追求的摆脱知识对人的限制，理想对人的限制，甚至哲学对人的限制的自由的道路，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朱青生认为，艺术有着其自身的标准。“如果将毕加索作为一个艺术的理解标准，其实他是看不懂杜尚的；杜尚如果活着，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看不懂博伊斯这样的艺术家；博伊斯如果活着，他影响下的大批艺术家的作品他也未必能看懂。美术界以外的人，很难理解当今艺术最高的境界在什么地方。今天的艺术在哪儿？中国的思想界、哲学界其实不太了解。”

朱青生表示，像博伊斯这样的装置艺术现在早已成为与书法、油画等一样的经典的艺术表现方法，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在发达国家的艺术教育中甚至已经普及到幼儿美术教育中。而中国艺术要现代化，我们已有的艺术是不足、不够的。他举例说，有的艺术家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在国外举办展览的影响力甚至胜过中国的主流宣传片的效果，说明装置这种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具有更强的传播效果。这样的行为艺术家在西方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对于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不容忽视。朱青生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将于2016年举办世界艺术史大会，说明中国艺术的独特价值已经受到西方的重视，西方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艺术。

对于朱青生以此说明中国艺术地位受到西方认可，甘阳不予认同。他认为中国不必过分重视西方如何评价自己，过于看重那些掺杂政治因素的作品、过于看重是否在中国举办某某世界大会等还是一种自卑心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理论家、艺术家有没有底气，能否拿出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艺术作品。

当时与会的一些学者也就两人的辩论表达了看法。台湾美术理论家何怀硕认为，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要能够看清中国和未来，近几十年来的许多事实表明，只要中国艺术界哪一个人愿意跟着西方走，它就给你奖，给你荣誉。对于这样的现象应该高度警惕。中国应该走现代的、中国的美术道路，不是非要像西方一样不断有新的“主义”出来，以“一个打倒一个”的方式演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承认，美术界现在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贡献给思想界，也让他心里比较纠结。但他不赞同甘阳对装置艺术全盘否定的观点，他认为“今天从事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人并不一定是一味追随西方”。

此后，很多美术界学者和艺术爱好者根据当天的录音记录在网络上展开讨论，甚至有人抛出“洋奴”或“民族主义”等标签，火药味颇浓。

“一杯生普洱”发表博文《哲学家一思想，艺术家就发笑！》，称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甘阳理论中流露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紧接着，王基宇发表博文《谁是哲学家？谁是艺术家？谁笑得跟个美术史论系的似的？》说：“看甘阳战朱青生，艺术家不会笑，因为艺术家会发现自己的模样被朱青生给代理了……当一个人聪明到一谈到任何涉及现实的具体问题就开始调侃对方，然后就躲到‘国际美术史大会’的遮羞布后面去，你能拿他怎么样呢？”博文最后说：“美术界的老先生杜健在现场最后婉转地表达了看法，艺术界主流今天如此不讲价值观，如此被现代性迷信牵着鼻子走，根源还是在于80年代甘阳他们大举引入存在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如果没有大量西方现代思潮的翻译，艺术界不会这么快就与国际接轨，全盘转进现代性话语。”“一杯生普洱”随后又发表博文《艺术家一发飙，美术史论就抽搐——兼答王基宇》，文中说：“美术史论的不堪不能反证思想界如甘阳就是正确的。反观至今，让我不爽的不是甘阳们趾高气扬的，砸场子的态度。如果有所谓的‘当代艺术界’的话，我比甘阳还想砸。”

“盗火者Howell”在微博上说：“补看了甘阳和朱青生的激辩，感觉是两界之前是太缺少对话了。当下思想界学术界需要对艺术进行补课。这场激辩，固然双方都有漏洞，但值得一看。艺术与思想本是相辅相成，愿甘阳的‘胡搅蛮缠’能成为继续对话契机。”而“遥远的星云”说：“真是隔行如隔山！奉劝甘阳，从此少谈美术。”“wshr27”则说：“甘阳喷一喷这个所谓的‘艺术圈’是无可厚非的，搞艺术的怎么就那么说不得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清在微博上说：“甘阳说得太好了！朱青生把‘国际艺术史大会’(Internationalcongressofthehistoryofart)夸成‘世界艺术史大会’，把这个会弄到(轮到)中国来办，崇敬得像申办奥运会，实忽悠政府掏钱，自己风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师毕建勋在微博上说：“不过就是文人画与当代的对掐，却各自觉得代表着中西两大文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胜中发表博文《甘阳的漏洞——给学生上课时偶谈起》，文中说：“甘阳的问题是对艺术概念略嫌生疏。如‘装置’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语言，就像‘绘画’，而不是一种思潮或文化价值取向，它的好与不好全在于具体的作品，而不能因为他认为某几件装置‘垃圾’而声言把‘装置’打倒。中国知识分子中真的需要开展‘艺术扫盲’，尽管中国艺术家们总欠着知识分子的很多学问。”“老朱不代表中国的实验艺术，它对老朱的不清楚，不该殃及整个艺术生态。”“在转型期，人们大都很容易焦虑，亦可称‘焦虑期’。其实甘阳也是焦虑者之一。焦虑期容易出极端分子，希望先生不要成为这样。”

且不说“左右之争”是否有结论，美术界的确很难见到这样的辩论，常见的倒是利字当头，玲珑八面，左非真左，右非真右。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之路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厘清“现代性”的问题是学术界乃至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形成共识的关键步骤，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某一个学者。甘阳、朱青生的辩论看似有些各说各话，实则涉及社会和艺术发展的基本问题。甘阳的学术思考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但可以看出，他对美术界的批评有一针见血之处，虽然其对装置艺术的看法可以商榷。而朱青生强调的美术史常识同样重要，只是这样的常识究竟是什么，在怎样的逻辑之下才能成立，仍需要更加清晰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