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许悦

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有位担任过大型展览评委的画家跟记者聊起，近些年展览层出不穷，投稿量骤增，在展出作品的初评中，评委们常常只是看看题跋和印章便能够筛选掉许多投稿。记者问其缘由，画家答道：“因为一看题款和印章就知道该作者的水平了。”

在当代中国画中，题跋好的作品犹如凤毛麟角，书法不佳、烂题乱题的不在少数，只落穷款、了无余味的更是比比皆是。然而，近些年，中国画的“大师”“名家”辈出，“创新”之作叠出，不容忽视的是，他们的作品中题跋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寡淡无味。当代画家为什么怯于题跋？题跋在中国画中究竟还占有多大分量？题跋越来越少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中国画历史上，最早的画没有题跋，北宋画家范宽的画就连名字也不写，后人是从其他文献资料中确定为他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力[微博]忠说。

考察中国美术史，北宋以前的作品多是穷款，名字藏于树石不易看到之处，完整的题跋始于北宋的文人画家，如苏轼、文同、米芾。此后，画家在作品上不仅题款，且加诗跋，“题”在前，“跋”在后。而当时皇家画院中御用画家的作品多是穷款。古代画家把诗文题在画面上，使诗、书、画三者之美巧妙结合，相互生发，画面更富形式美感，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的艺术特色。

“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强调题跋不仅可以补充画面的构图布局，写出画家的画外之意。题跋与绘画内容要相互补足、相得益彰才算完美。

中国画的题跋按字数长短，大致可分为三类：长款、穷款和藏款。历代在画面上落长款的名家中不乏高手，他们不仅文采惊人，其书法更是了得。如明代徐渭画了一幅写意水墨葡萄图，画中题诗宣泄悲愤之情：“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坐闲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出卖，闲抛闲置野藤中。”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也都善于撰题长款。

画家贺伟国说：“精彩的题诗肯定为画面增色不少，如果画家题的是穷款，或是题跋过于直白，那就乏味了。题跋已成为一幅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通常是表达作品的创作动机、意趣、环境等等，抒发作者情感，阐述或发挥画意。”

过去的穷款和藏款常常是画家有意为之，对于一些作品而言，由于画面构图、章法布局已很完美，画家不容多写而删繁就简题写了穷款。另有一些画家，由于书法功底浅薄，就直接题了穷款或藏款。这种做法也称藏拙，说明画家有自知之明，一“穷”一“藏”之间，尚存君子之风。不同过去，当代有的画家书法很差而不自知，连打油诗也写不好却敢于题写长款；有的画家自称为“文人画家”，自己却腹笥空空，乱题一气，不知所云，显得不伦不类。

“文人画家的题跋好，并不代表他画得同样好。”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国画系教授毕建勋对于中国画题跋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元代以后，中国画衍生出一种综合性绘画，它是由诗、书、画、印四种形态综合而成的。而最早的“中国画”慢慢被边缘化，甚至是被遮蔽了。但这并不等于文人画就是正宗的中国画。在文人画中，与其造型能力相比，文人的诗歌、书法造诣普遍更高，题跋和印章也就成了他们显示自身修养的方式。

有无题跋因画而异

赵力忠把中国画的传统分为文人画和画家画，“文人画，顾名思义就是文人画的画，题跋较为丰富。画画者首先是一个文人，在为官为文之余画几笔，如董其昌。画家画是以画画为生的人画的，它可能吸收了文人画的笔墨、表现手法或者意趣，但比不了文人画的题跋。画家画与文人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人继承的传统不是文人画，而是画家画。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上就只有作者名和作品名。

苏州画家刘振夏以擅长写意水墨人物画而闻名，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长款，有的是穷款，有的则连署名也没有。“以前的文人画上几乎都有诗词、书法和印章，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修养，这样做习以为常，以至于现在人们认为没有这几样东西就不是中国画了。”刘振夏认同诗书画印结合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但他强调绘画应该是画面的主体，而不是题跋。“绘画不应该是文学的附庸品。现在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绘画到底为何物，以及它和文学的不同之处。”

刘振夏曾在一幅自画像上题诗：“两鬓沧桑耳半聋，昏花老眼背如弓；分明写影无春色，对镜犹唱《满江红》。”他坦承诗不是自己的长处，只有当题跋与画面相得益彰的时候，他才会考虑题写的内容。他说：“画面本身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严肃的作品，题跋、印章弄不好就会破坏画面的效果。你不能随意地加减，破坏整体的意境。我是从画面整体来考虑的，有的画，题款、印章都有；有的画，只有印章，连签名都没有。当代的画家可以扬长避短，既然在旧学上远逊前辈，就不应胡诌乱题糊弄人。”

毕建勋也认为，当今中国画的穷款现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作品来说，如果它不属于文人画一类的作品，比如写实类、纯创作类的作品，若在画面上题诗跋文，反而会让人觉得画蛇添足。有些作品，画面本身就很完整，题不题均可；如果画家本不擅长诗作，就更不必在作品上勉强题诗了。“当前诗歌界作古体诗的人较少，作得好的人更是少，现代人的古体诗与古人的作品无法比肩。画面上的题诗，题的是人生境界，画家得有古诗修养和人文内涵。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境界，每天只是坐在电脑前浏览新闻，缺乏生活的阅历和感悟，想要写出可诵可读的题诗是不可能的。”毕建勋分析说。

赵力忠分析目前中国画穷款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很多画家肚子里墨水少，写不出诗词来，或者书法水平不行，有的甚至照抄唐诗宋词都出错，那还不如没有题款。二是当前有一种比较时髦的画法，就是画得满、画得黑，再题款就喘不过气来了。有些人强题，是对画面的一种破坏，还不如不题。三是新水墨，难用传统的要求来衡量它，因为它的画法、构图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与我国传统的题款格格不入，反而不可题款。”

应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补课

中国画家题跋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弱，是从何时出现端倪的呢？大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体诗衰微，白话文流行，鲁迅曾讲过诸如“米芾山水画毫无用处”的话，画家们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不注重诗词能力的倾向。画家梅墨生认为，新兴的中国画在继承古代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之余，西方绘画对于新兴中国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变化将古今与中西合而为一，让中国画在现代重新再生、转型、焕发，形成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绘画类型——新文人画。然而，由于很多画家的目光短浅、修养浅薄，有的虽然技法炉火纯青，却达不到文人画直抒胸臆的境界，东拼西凑的题跋更让作品多了俗气。

美术评论家谢春彦说：“‘文人’是一个很长的、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概念。但在这个急于求成、急于求名利的浮躁时代，更多的人是在利用‘文人画’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或是某种绘画技术，‘文人画’成为一个流于表面的形式。

30年前，当年的一帮年轻人提出了‘新文人画’的说法，并主张传统文人画必须创新。而现在，有些人却是照猫画虎，老师怎么画他就怎么画，这里搬几块石头，那里点几朵菊花，然后再从书中找几首唐诗抄上去，陈陈相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教人为画配诗的工具书。一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文人画’的炒作，一个个都成了‘大师’，还把作品卖出很高的价格。”

“除了画家的修养问题，可能是时代不同了，才导致题跋质量参差不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说，“现在是一个看图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书法的时代。整个社会没有欣赏诗词的气氛，我们的美术学院国画系也不同于古代画学，并不教授古典文学与诗词。”

记者了解到，现在美术学院的国画教学中，老师将重点放在教育学生掌握技法、关注现实上，他们的作品注重心灵的感受、境界的表达、形象的塑造。对于这类作品而言，许多老师和学生认为题跋并不重要。

这种流行的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是中国画毕竟不同于西画，它是一种综合的、丰富的、注重表意的艺术，有无题跋或题跋书法的好坏，往往反映着画家的文化素养。贺伟国举例说：“齐白石在一幅两只小鸡争夺一条蚯蚓的画中曾题‘他日相呼’，意思是过去没有蚯蚓时亲如兄弟，互相招呼，今日两只小鸡为这蚯蚓而争夺。这显然不是简单表现小鸡的内容，而是超以象外地反映社会人情。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在以螃蟹为题材的作品中曾题‘看汝横行到几时’，通过画与诗的结合宣泄心中愤怒之情。试想光画几只螃蟹，而没有这样的题跋，怎么能表达出如此看法呢？”

采访中多位学者表示，当代画家普遍缺乏古典文化的修养，这是当下题跋少、烂的主要原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国粹少有继承，进入新时期，许多年轻人熟练掌握外语，却不认识繁体字，读不了古文，对于中国画的内在精神，对于文人画独特的发展脉络没有清晰的认识。贺伟国建议，想要画好中国画的年轻画家，应该自觉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开始补课，加强文化修养，在题跋上也要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