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进

理想中的美术生态，应该是各种美术组织相互并存，各种美术立场自由竞争，各种美术层次互为促进，各种美术形式共同发展，各种美术力量和美术思想和谐共生，其间，没有学术性的人为干预，没有商业性的人为操纵，美术个体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学术机会，既不需要顺应展览导向，也不需要迎合市场流行，完全能够独立地发自内心地进行自由创作，尽情发挥个人的艺术才情，最终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然而，在当代现实中，美术生态的境况却不尽人意。市场“标杆”的干扰，尤其是学术“权威”的干预，扰乱了创作者的心态，削弱了虔诚者的创作积极性，让美术创作逐渐远离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内在心声。

在各种美术组织中，全国性的美术协会无疑最具代表性，在当代美术生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一举一动不仅影响着许多美术个体的专业利益和生存状态，而且对其它美术组织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代美术的生态格局和未来发展。

从名义上说，这些全国性美协，包括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内，都属于人民团体，带有民间性的特征，而实质上一部分协会却具有行政性的某种特权。这种特权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在倡导革命文艺的那个特殊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由这些全国性美协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尤其是由中国美协主办的美术展览逐渐形成了巨大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产生了美术话语的权威性。以致到后来，许多专业单位往往以全国美展的入选和获奖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职称的评审、专业的知名度、“平方尺”的价位都与之息息相关。

时过境迁，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各级美术协会和地域性民间美术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的美术展览也越来越多。以中国美协主办的展览为例，从八十年代前针对美术精英的四、五年或十年一次，发展到当前面向美术大众的每年十几次乃至数十次。美术组织的普遍化和全国美展的常态化有利于美术生态的活跃，但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带有特权性的这种评审机制，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美术生态。但是，从内部组织、展览活动形式以及评审机制来看，一些全国性美协仍然保留了一些特权，也遗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特征。如作品的送选：自下而上一级级地送审，不同地区有名额分配、不同画种有名额比例等等。在一些地方，层层送审的结果是名额被少数内部人层层瓜分，地区差异促使少数画家设法异地投稿，画种名额分配迫使一些画家改行搞“冷门”。再如评委会的组成：文化艺术部门的官员代表、美协的代表、群众艺术馆的代表、画院的代表、知名高等美术院校的代表等等，而这些以“学术专家”身份参与的代表，不少只是各个部门的领导，虽然也从事专业创作，却不一定是学术代表。每一次全国美展的评委会，总是固定的几个推荐单位，总是基本固定的几个评委。渐渐地，全国美展评委成了一种身份，既是一种“权威”，又是一种权力。一部分缺乏职业操守的评委往往数年牢霸话语权，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控着画家的学术导向，以致身边常常围着一群“追随者”或跟风者。这些善于“画外功夫”的“追随者”和“嗅觉”灵敏的跟风者常常包揽相当数量的展览奖项，虽然其作品的质量或许在逐年下降，但“平方尺”价位却日益看涨。而那些始终坚守独立审美的优秀画家却往往因无法适应这种“竞争”环境被“优胜劣汰”。许多貌似“百花齐放”的展览，不过是某些评委主导下的几个流行样板在唱主角。美术家自由的艺术话语逐渐被某些全国美展僵化的评审机制所规训，美术生态的多样性遭遇严重的破坏。

作为管理者的文化艺术部门，尤其是各级美术专业机构，不应该以权威者的姿态在学术方面过多介入和干预，而应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开启艺术心灵的“钥匙”还给公众，以服务者的姿态极力为美术界营造自由和平等的话语环境和学术氛围，让政策资源能够得到美术大众的共享，适度削弱某些全国性美术组织或个人的某种行政性特权，对一些自发的具有民间性特征的地域性美术组织进行适当扶植，从而让各种美术力量在平等的对话和博弈中构成一种崭新的美术生态平衡。许多国家的美术评审是“一次性”制度，即每次评审轮流执庄，或许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美术组织内部同样需要平等的学术环境，充分体现民主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让每一位成员都享有同等的专业资源和学术机会，都能够尽其所能，避免形成衙门式的等级制度和个人特权。只有在这种平等和谐的美术生态园中，才能形成良好的创作氛围，真正呈现出多元化的学术风貌，各位艺术家所取得的专业成果和社会认可度虽然并不等同，但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