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路

上世纪70年代末，徐伟结识了著名书法家赵家熹，其艺术才华深深地打动了他。自此，徐伟拜赵先生为师学习书法，并打下了坚实的帖学基础。而后，徐伟考入了首都师范大学书法艺术专业，并有幸成为了欧阳中石的弟子。欧阳先生对徐伟书法的指导非常严格，徐伟时常说：“欧阳先生给我们讲过书品与人品、学书与读书、功夫与学问……书法使我的灵魂升华。”

毕业后，徐伟由出版社调到了首都博物馆[微博]，博物馆藏有大量的历代书画名迹，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与此同时，观摩、临习名家法书，终年不辍。历代的兵虫火厄、战争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大量的艺术珍品遭受劫难，余下者大多保存在博物馆等机构，徐伟则得天独厚地在博物馆的殿堂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现今，新首博大堂中历年都悬有他所书的春联，气势磅礴，雄肆壮美，成为博物馆里过大年中的一景。除书法外，他埋首于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达二十余载，完成陈列艺术设计、策划、实施近百种。

徐伟在陈列艺术策划设计、制作等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用其自己的话讲，得益于书法审美的滋养。

书法风格

徐伟书法儒雅醇厚、清新脱俗，时时散发着浓郁的帖学芳香，其书最初受赵家熹影响，以颜楷为基石，标榜鲁公中年力作《多宝塔碑》，他把颜真卿书法诸多特点进行分析，科学地临习，并提出《多宝塔碑》为盛唐时期唐楷书法经典之一，不理解颜真卿之法度，即使上溯秦汉、魏晋，下习明清也难究其精。后倾心于赵孟頫，爱好于北朝碑版。赵孟頫的书法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身后的时代，其用笔精熟厚重，而且赵孟頫书法还是馆阁体“欧底赵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倘直接师法，易入迷途；但徐伟以其颜楷之基、魏碑之髓，融入赵孟頫行楷之中，形成见功力、有传承、具个性的书法风格；同时徐伟还博览群帖，一段时期，他喜好隋人书《龙藏寺碑》，为了学透此碑，他专门乘大巴车到河北正定看此原碑。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使其在帖学书法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行草上，徐伟取法二王，遍临赵体行书，并吸纳宋人韵致，得黄庭坚神髓。将二王书风整体脉络打通，呈现出醇厚儒雅的帖学行草风貌。在篆隶上，徐伟上溯先秦两汉，并求教于金石书法大家康殷，得其真传，其篆书师法《泰山刻石》、《峄山刻石》诸碑，遵循着邓石如、吴让之篆书的用笔特点，以清人笔法解析秦人书法，形成了自身苍茫高古的篆书风格；隶书临摹汉碑，揣摩清代名贤。徐伟还兼善篆刻，避开流行之“齐派”(齐白石)风格，取正统之西汉官印，成就颇的可观。

对于如何学好书法，徐伟主张广泛吸纳，但要浅尝辄止，艺海拾珍，在书学上视野宽阔，不拘于一家一派之书法风格，阶段性地专心临习一种字帖一种字体，旁涉多家，对时下书风泛览即可。

迥异时流

从书法师承上看，徐伟为传统书学崇拜者，但若以此理解，只能得其一，而失其二；其时，经过长年博物馆工作经验的积累，徐伟认识到仅仅遵循前辈的“展陈”理念，不能在博物馆林立的时代脱颖而出，因此必须创新求变。他从事的每一次展览设计中都渗透着这种创新思想，特别是备受欢迎的“城市记忆——百姓之家”展览，打破了传统的陈列模式，引进后现代装置艺术手段，采用展览与观众零距离开放式的思路，打造出陈列艺术的时代特征。在书法上，他同样主张创新求变，但不能无变之根基，他认为书法的创新要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做支撑，创作前提要保证用字无错讹，在传统基础上实现艺术突破。其书学理念还广泛吸纳了民国时期美学、文字学、金石学思想，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书学观点，在创作上，他主张碑融于帖，将北朝的墓志、摩崖融入到了其精熟的行草书中，以六朝雄肆奔放与二王之流动相结合，打造出深具碑意的帖学风格，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布局审美等特点运用到其结体当中，打破前人因字结构的书法创作方式，开启带有其个人浓郁色彩的书法特色，其中时刻贯穿着他所提倡的“中而新、古而新”的书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