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书法艺术除了含有一定的美学之外，还容有一定的哲学在其中。有人说中国书法的起源，就是中国哲学的起源。《说文》中即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以后又表现为“阴阳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在这里，我们首先谈一谈关于“晋人尚韵”之说。

在战国时期，由于正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形成了各种政治、学术派别互相辩争的风气。这就是历史上“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这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有“儒”、“道”两家。

后来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其他门派才偃旗息鼓。

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它的发展却是一直按着这两条线循序渐进的。儒家——追求中和之美；道家——唯革新是求，追求雄强之美。

东晋时期，书法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艺术成就也最为辉煌。可是由于历经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在广大知识分子当中，对儒家思想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产生了动摇。因此许多人又崇尚起了道教，而当时又尤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最为流行。玄学尚无，无则超旷空灵。由哲学命题转向艺术境界，其理想就是“澄怀观道”“超以象外”。晋人书法，从而形成了以“韵”为追术的终极目标。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为潇洒、飘逸、变幻莫测……

黎泉先生在兰州市的一家报纸上也曾撰文《闲话‘晋人尚韵’》。说到晋人尚韵，黎泉先生曾这样说：“晋人尚韵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共性所在。”其实任何事物的改变都是由一定的“量变积累”而产生“质”变。当然艺术亦是如此。

祝嘉在《书史学》中曾写道：“晋代书学，接汉魏之光焰，名山之石刻如新，书家之墨迹犹在，谠论名言，多亲闻而目见，师承不远，自易步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晋人之书多承接汉魏风骨。而汉魏书法的代表人物当是伟大的书法家——“草圣”张芝莫属了。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就“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张芝为道家，史载张芝是学“崔(瑗)杜(度)之法”的。而崔瑗却对道家学说有过深入地研究，他的《草势》在历史上可谓是玄学的先声。而所有这些不正是在一定的“量”的积累吗？

晋人尚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碑刻较少，而不能透彻地研究晋人书法。《书史学》中有：“然晋代沿魏之旧，亦禁立碑，故石刻殊少。”因此“欲研求晋代之书学，反不如东汉之易者。”这也就是说，仅根据几张晋人留下的法帖就武断地说“晋人尚韵”，也许存在一定的偏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不管怎么说，正如黎泉先生所说的：“艺术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以至使晋字得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为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综观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不正是在不断的革新、不断的创造发展而来的吗？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书法发展史，特别是在研究晋人“二王”的书法时尤为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