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城市里穿梭，路灯、汽车、广告牌可以成为艺术作品吗？也许你会觉得乏味，但这些都是艺术家汪建伟[微博]的创作素材。“这些东西可以展示我对城市的理解，在用这些东西创作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给作品起个名字叫《先知》，因为我发现作品要比我要先知到很多事情。”可能很多人很难理解他的创作思路，但正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哲学化思维方式构成了汪建伟创作的特点。

汪建伟也因为自己对艺术的这种独特的领悟获得了第十届“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奖。2013年6月15日，颁奖典礼在今日美术馆[微博]举行，除了汪建伟、油画家毛焰以及摄影家洪浩和帕特里克·德马舍利耶也凭借自己对艺术的独特领悟获得此奖项。

汪建伟是获奖四位艺术家钟唯一用油画、装置、视频等多种媒材创作的艺术家，这本来很寻常，但作为一个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能够在相对闭塞的80年代大胆转变创作方式是需要远见、胆量的，更需要坚持。现如今，他早已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和装置艺术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具跨学科思考和实践的艺术家，他的研究遍及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VISION与汪建伟的对话

VISION: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你创作了油画作品《我的妈妈》获得了全国美展的金奖，却在辉煌之际转向新媒体艺术，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汪建伟：我今年55岁，我1983年画《我的妈妈》的时候，我只知道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俄罗斯的画派，我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从画报上剪下来贴到我房间里，那就是我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了。后来，我去沈阳开会，我的老师刚好从国外考察回来，他带了大量的美国艺术家的装置作品的资料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装置”的概念，我当天晚上就崩溃了，然后我去查中国的汉语字典都没有查到“装置”的具体指向和含义。第二天我和郑老师谈了将近四五个小时，然后“装置”这个词把我所有关于艺术的概念打破了，从此以后我发觉我已经开始让自己放弃绘画了，后来在中国美院的两年研究生学习中我的全部事情就是读书。200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过芝加哥，我下着飞机就去看当年改变我整个艺术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

VISION: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事物会触动你，给你创作的灵感？

汪建伟：我们以前总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关于生活这个概念以前我们理解得有点狭隘，我的很多灵感恰恰来自于我不熟悉的事。我中学时候数理化很差，我自然就对科学有一种排斥，90年代，我突然想知道我排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去读很多科学的书，包括《大脑设计》、《微观物理学的启示》等，它们带给了我新的思维方式。我的途径主要来自于乱七八糟的书，书是让我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方法，我读书从来没有固定的领域，这个过程中经常感觉到偶然性带来的巨大的挑战，会改变已经认知的很多东西，所以千万不要对已知世界抱有太大的信任。

VISION:你的作品中经常会有戏剧的元素，你喜欢用戏剧的形式创作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汪建伟：其实戏剧中有一个词叫“排演”。导演经常会讲“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以前的东西不好，它意味着不断地坚持创造可能性，所以它是戏剧最精髓的概念。我大量的作品拆了再做，就是要不断的“排演”，不断地创造新的可能性，我的很多哲学和实践都包含在里面。

VISION:你的作品是将哲学视觉化吗？

汪建伟：哲学跟当代艺术的关系是艺术家把作品放在观众眼前的时候，观者会产生相应的问题，问号产生时就动用了哲学。其实当代艺术是一个最大众的艺术，因为它从来不使用任何专业术语让你进入它的作品，它从来不设定界线，除非我们受到知识的局限，非得要给它设定界线。

VISION:有的艺术家关注政治、有的艺术家关注哲学，你的关注点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

汪建伟：对我来讲政治、哲学、当代艺术是没有区别的。不是说对某个权力机构进行攻击才叫政治，我认为的政治是对已存秩序的不信任，这个政治态度直接体现在我的作品里。我不会简单的使用政治符号，我期望的是能够让现存的逻辑无法继续毒害我们。我们不要把艺术狭隘化，把艺术当工具使用，用艺术反对和歌颂某种东西都是我所质疑的部分。我的政治态度还包括我认为的世界就是多元并存的，我就是多元中的一元，我丝毫没有认定谁可以代表谁，那些都是政治的陈词滥调，政治、哲学、当代艺术是一体的，能把它们分开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

VISION:你一直在寻找变化，你坚持不变的是什么？

汪建伟：我一直没有变的就是我相信事物是不断变化中的。我希望了解我不知道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变的。扩展到整个当代艺术系统也一样，当代艺术不应该是一个由行规所控制的系统，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打破这个系统，今天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马西米利亚诺o吉奥尼(MassimilianoGioni)还在谈这个古老的话题，我们不断在思考的是如何打破和拓展这个系统。

陈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