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搞了几年篆刻的朋友，有一次私下里跟我探讨：“都说篆刻以汉印为宗，为什么我对明清流派印的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而汉印究竟好在哪里，却始终不得要领?”

这位朋友是真诚的，因为他说了实话。其实根据我的观察，看不懂汉印的，在篆刻的人群中，甚至在成名的篆刻家当中大有人在。

平正端庄、质朴浑厚，是汉印、汉隶和汉金文的共同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时代气息”。走平正一路容易出现什么毛病?板滞。所以，汉人的心思才华，都用在破除这个“板滞”上，采取手段，惨淡经营，力求于平正中见流动、出变化。

一种风格的树立，如何能站得住脚，能为观看者所认可、接受和欣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每个艺术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风格意味着个性，同时也意味着局限性。米元章在《海岳名言》里说，“……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但这是一个主张，是对理想状态的追求，反过来理解，也就是稳则易俗，险则易怪，老则易枯，润则易肥。孙过庭在《书谱》序中亦云：“……是知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

因而，欲表现一种风格，必先认识其弊端，能将“病处”化解，则事过半矣。学习前人，不但应注意其面目鲜明处，更要看到在风格的背后，对个人习气的控制和调剂。欧字方严，然亦有其圆厚处;米字跳荡，然亦有其沉着处;赵字秀丽，然亦有其雄健处。再打个不恰切的比方，一些名家作品之所以“动心骇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是挑战风格的极致，可以视为“悬崖勒马”。世人艳羡“悬崖”风光，却忽视了“勒马”功夫。金农的漆书，陈巨来的圆朱文印，再往前一点，就是工匠者流。倪瓒的淡，八大的简，龚贤的黑，髡残的浑，学之不当，即堕入魔道，掉下“悬崖”。

风格即是人。真正的艺术成长过程，就是人格的养成，也就是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所谓人品如画品如书品如诗品，这里的“人品”并非狭义的道德评价，而是包含了“真我”的全部。

朱子曰：“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孔子并不满意。子路追随孔子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勇”还是“勇”，只是这个“勇”变得更有分寸和层次感，变得更为“高级”，更合于“道”。艺术家常常挂在嘴边的“突破自我”，也并非丢掉自我，走别人的路，用别人的鼻孔呼吸，而是通过从文化传统的“共性”中汲取营养，纠偏导正，使“自我”得以提升。柏拉图早就提到艺术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认为艺术创作只有获得“共性”的时候才得到更大的生命力。共性是源，个性是流;共性是本根，个性是枝叶。“为学当先求其同，后讨于殊”，离开共性一味强调个性，只能是从表面到表面，从样式到样式，无法登堂入室，窥见“堂奥”。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急功利，抄捷径，试图“直奔主题”，往往欲速则不达。袁中郎的《随园诗话》里有这样一段话：“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譬如大贵人，功成宦就，散发解簪，便是名士风流;若少年纨绔，遽为此态，便当笞责。”

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读图时代”、“注意力时代”，艺术家们对于风格面目的自觉意识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前代大师多重传统，却能别开生面。今人每言创新，放眼望去，流行画风流行书风中反而千人一面，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