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画艺术往往是文人士大夫抒发闲情逸致的手段，或者是“为官不得志”而隐逸山林排遣心中郁结的方式。当然，古代也有体制内的“画院”，皇帝聘请画师以满足娱乐的需要，但这还不算主流。在新中国历史的前三十年，文艺家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功能则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世纪，文艺家的角色该如何定位，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我是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孤芳自赏”是不好的，只为赚钱也是不好的，而为政治服务也不是艺术的首要宗旨。艺术要表现人生，表达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与思考。在表现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方面，艺术家要有充分的自觉，应该发掘那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变化那么快那么大，我们应该去主动描绘这种变化；我们的民族与历史仍在蓬勃不息，我们艺术家也应该积极表现这种精神。当然，除了主题是健康的清晰的，艺术家还应该在表现手法上凸显时代特征，尊重并靠近更多观众与人们的审美趣味。这是我对艺术家社会责任的界定，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立场。

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积累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丛生，艺术家又应该忠实描绘这个时代的多面，需要以反思、批判的眼光介入对现实的审视与表现。这应该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立场，去大胆揭露，去大胆思考，去大胆呈现，就像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一样。

其实，文学领域的“批判现实主义”要比美术界做得好，不管是题材的广泛、影响的普遍，还是思考的深度，似乎都略胜一筹。

很多作家都冷静地写出了社会的缺憾与时代的粗鄙，但美术要滞后迟缓许多。这种现象是美术的一个“病”，可能因为美术更容易受到权力与市场的逼迫与诱导。你看我们的全国美展，大多都是主旋律创作，以歌颂为思想的先导。

就广东而言，廖冰兄是一个异数，他曾以辛辣的语言对社会冷嘲热讽。

但我自己也需要反思，反思与批判类的作品并不多。但其实，我一直是有这个想法的。大学毕业时做了一件作品，内容就是一位从农村来的男子，到城市发展好了后，就把老家的妻儿抛弃了。我就是借此批判当今的“陈世美”现象。也曾有个想法画一张“钟馗”，一改他大义凛然的一面，而是画他跪在地上求饶，双手举着刀表示“投降”。钟馗为什么要投降呢？因为“鬼太多”。借此，我想对社会的丑恶做一个讽刺与批判。

目前，我已经酝酿了一个创作计划，专门画我们这个时代的边缘人群，比如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祈祷的少年、劳累的民工、被毒奶粉所戕害的婴儿、被环境污染所毒害的都市人。他们的生存境遇，他们的糟糕命运，能够丈量出时代的冷漠、社会的迷惘与体制的不公，也能够考验艺术家的风骨、勇气与能力。当然，最终能不能画出来，那就要看我的体力与眼力了。(刘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