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研究讨论之会议也。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尤其是书法市场形成之后，研讨会就有了用武之地。开始，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齐聚一堂，就某人的书法进行研讨，或肯定长处，或剖析不足，或大大的褒奖，小小的否定，或小小的褒奖，大大的否定。

研讨会是现代社会之产物。当一个人的艺术创作成果或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公共财富时，人们就有理由对此进行评说。这是社会开放使然，是思想自由使然。

现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媒体对社会生活广泛的介入，对每一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研讨会需要借助媒体，把研讨会的纪要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人了解一种艺术创作，一种思想学说，当然无可非议。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创作，什么样的思想学说。

书法市场的繁荣，成为当代书法家创作的动力。书法家相聚，不再谈经史子集了，那种对文化经典的评述，似乎是傻瓜愿意干的事情。功利，庶几成为现代人的聪明才智，书法家开始关心润格，关心收入，关心自己的消费。

研讨会的功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放大了，其世俗目的昭然若揭。

最近，看到一位牛人的书法研讨会。既然是牛人，还有必要开研讨会吗？还有必要请四方宾朋高谈阔论吗？也许牛人还想当精英，当大师，成为更牛的牛人。尽管精英和大师的名号从来不是自己封的。

果真是牛人，都不把平面媒体放在眼里了，而是借助电视传媒虚张声势，极大提高研讨会的传播渠道。错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一旦我们熟视时代特征，对什么样的表演都会习以为常。一系列的美言丽词算甚，没有三聚氰胺、地沟油的危害大，何惧之有呢？至于与会专家学者的溢美之词，我们也可以作“言论自由”论，这是个人的立场，是自己的判断。

研讨会是需要开的，关键是开什么样的研讨会。作为对改革开放的思想历程略知一二的读书人，我清楚地记得，历史的拐点，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息息相关。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也与一些研讨会相关联。研讨会是思想的“雅集”，只要我们本着学术标准第一，本着维护公理与正义的立场，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研讨会自然会对当前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从研讨会，我想起鲁迅的《立论》。鲁迅以他犀利、深邃的笔调写道——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似乎在指陈今天的研讨会。“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许许多多的研讨会，基本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于此，我不禁要问，研讨会的意义究竟多大？对这种研讨会，钱钟书一直警惕。上世纪80年代，在钱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有关部门要给这位著名学者、作家举行庆祝典礼。对此，钱钟书先生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他的理由是“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书坛不能拒绝研讨会。如果是明明白白的钱，坦坦荡荡的人，讲真真实实的话，研讨会就有了理性的光芒，文化的深度，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