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北地熟语，江南一带亦常用。35年前，我们方进校，那时习惯将父辈的老师尊以“先生”。一代代的绵延，先生的尊称似乎并未延续下来。“先生”留在了历史的那一头，留在某种山高水长的历史叙事之上。今天，我们说“先生”，是以一国的教育史鉴来综览统论的。能对中国百年教育历史有作为和奉献者，谓“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已成这种开创一代风气、创立不世的价值之观，并被新一代引为安心立命之归宗的先驱者。

于是，20世纪的先生立身历史的天幕。他们开创的事业，决定了百年中国教育的走向，提升了中国学人的形象高度，并直接与我们的学校、进而与我们每个人相关联。他们贴近群伦，引领世风，却又卓尔不群，善于在艰难中特立独行。在他们的身上，镌刻着中国的办学者的伟大品格，纠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育人的千古命运。这种品格和命运的冲突，既让后来者嗟叹，又催我辈图强。

众先生中，蔡元培先生与我院最近。这不唯蔡先生是国立艺术院的创立者，他写于1929年的校名石碑仍镌塑在我院一个个新校园的核心处，作为横贯85年的见证和精神象征；更在于他的思想至今仍照耀着学院的教育和发展，每当我们追寻教育与美育的根源之时，总会与他的精神脉络相遇。蔡先生身上凝聚着一种学者的深刻的自觉。正如1919年，蒋梦麟先生对五四震荡之后留校学生演讲时将蔡先生的精神概括为：“一、温良恭谦让，具中国最好的精神；二、重美感，具希腊最好的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一个个都是好人，具希伯来最好的精神。”集人类最好的精神于一体，这是“先生”贴近群伦的至高榜样。蒋先生接着又说：“然蔡先生恐怕不肯承认我的话，因为蔡先生自己不知不觉的……蔡先生的这精神哪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这种不知不觉的自觉，这种由学问深处涌发出来的自觉，是伟大先生的第一品。

由自觉而自主，蔡先生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办大学者的自主意识。早在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发表首次演说就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一方面，他痛恨科举官吏的体制，心仪德国洪堡的办学理念，强调大学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不希望过多的政治干预；另一方面，他认为学生在大学，研究学问是第一位，始终不愿学生涉足政治。这种强调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大学自主意识深刻而远播。同时，正是这种政治与书桌的纠结，使得他为当年的北大争得一片学术自由的发展空间；也使得他与变革的受益者学生之间，总存一份学理上的纠葛和感情上的疏离。1928年春，距蔡先生北大校长去职五年之后，当他听说亲手创建于“远离城市喧嚣之气”的西湖的国立艺术院刚刚开学就闹学潮，决意于4月8日从南京到杭州湖畔的罗苑，补行开学仪式，并发表演讲《学院只为研究学术而设》，竭力端平政治与书桌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不仅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办学者的心病，而且遗传给了后世的代代办学者，成为中国先生们无法跨越的命运鸿沟。

蔡先生大学自主的思想带来一系列办学自立的主张。针对当年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了三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延积学与热心的师资，建立一支辉煌的名师团队，各种流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他强调教授治校，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多年后，他积极扶持的国立艺术院，也以同样的思想，开创了建院十年的辉煌。重师资的活力，重学术的研究，重不同的脉络主张的共存，重学院社团与刊物的创办。艺院年轻的办学者们将蔡先生视为精神领袖，追随他的思想，创建了西湖美育的深刻的学术根源。直至今日，这种根源历85年而生生不息，令我们这个学院始终充满变革和创新的活力，从教育的思想和情感上去贴近这种深刻而感人的使命和脉络。

先生们映现于历史天幕上的身影，闪耀教育救国的自觉、办学意识的自主、创立新风的自立，同时，他们又是秉承真实的自我个性，将大学视为求真之所的真性情者。1922年10月著名的北大“讲义风潮”，面对蜂拥而至的学生，蔡元培先生见耐心解释无用，愤然立起身来，捋起袖口吼道：“我跟你们决斗！”面对这场风潮而深感痛心，他于当天写下辞职呈文。蔡先生在任十年，数度请辞。有面对当局的腐败而愤然提出，也有因学纪无序而带来的深深的挫败感。赞成与非议，历史上多有评说，但蔡先生一方面以“知退”的不合作方式，维护人格尊严的“夫子”自卫，另一方面以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资历来抗议和示威，“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直令吾辈深深感佩。蔡先生执掌北大之时，已历诸多革命的洗礼与坎坷的磨练，形成刚柔相济的为人为师的方式。柔，他向校工鞠躬，面对对他的书法的揶揄，他淡然以还；刚，他亲自延聘诸位名师，坚定改革的宗旨，只身要与众生决斗，在重大问题上，蔡先生保存着他的“真”。在五四运动进入高潮之际，蔡先生不辞而别，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他关于社会对青年的“捧杀”，早存忧心，对这种平民政治的弊端久有预感。先生倦了！他为之奋斗献身的事业的受益者，他们的回马枪，是蔡先生这种求真灵魂所难以承受的。无独有偶，他的忘年交和追随者林风眠，创立和执掌我院最初的十年，同样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同样面对纷杂的学潮，同样刚柔相济以对，最后，于1938年面对杭州和北京两所艺专合并的乱局，慨然辞职，留下著名的“为艺术战”四个大字，同样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之门。

2011年深秋，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蔡元培研究会发起组织了蔡元培先生的祭祀活动。在香港依山面海的墓地，我作为发起人诵读祭文《自蔡元培始》。这篇祭文是我于当日清晨草就。在祭文中我着重提到：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自蔡元培始，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到来创造了条件；自蔡元培始，中国兴起国民教育的积极主张，创立高等艺术教育，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国民性而塑造精神基础。“元培，在民族的基元之处，培育未来和希望。一个伟大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箴言。”我们环立在荒草萋萋的山冈上，向着墓碑鞠躬。与此同时，我又想到林风眠先生，他的晚年也生活在香港，最后也在此皈依仙山。他来过这片墓地吗？他的墓园今在何方？这种追随者的命运，让伟大的先生们归于一处，让历史于冥冥之中归于某种传奇和悲慨。

“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由于有了这些先生，中国的教育有了山壑，有了高度。这让后来者可以从芸芸碌碌中上升起来，不断地去登高与远眺，去与那种荒原上的创举、困境中的坚守及其深潜着的精神相往还。先生回家，他们的家不在那墓碑，而在他们的事业，在他们创建的学校，在这校园中一代代生生不息的受教者。当此中国美院建院85年纪念之际，我们清扫展堂，大开仪门，请先生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