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唐河南巩县窑的三彩花枕
广州陈馨
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枕藏品成系列、有规模,纵可囊括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陶瓷枕,横可比较各时期不同地域所生产枕的特色。以下试以其藏品为例,对我国枕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作一简要梳理与分析。
我国的枕种类很多,但总的可分为软枕与硬枕两大类,至少在汉代以后一直是软硬两种枕并行的。在古代,枕的用材多是因地制宜,最先可能用木头、石头、土块、竹藤……这也可能是枕字从“木”旁的最原始的原因。高级点的用玉石、玛瑙等这些直接可以经过原料的原始物理加工形成的枕,而之后社会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才逐渐有了棉枕、铜枕、陶瓷枕或几种材料的复合枕等这些较为复杂且需要物理、化学加工的枕。如西汉南越王赵眜墓就出土有墓主人的软枕——丝囊珍珠枕,还同时在该墓西耳室出土了属于硬枕的滑石枕。而由于软枕内的有机填充物和用于包裹的有机丝织品不易保存,留给我们的古代枕多是诸如陶瓷、石、木等材质的硬枕,所以说,古人并不只枕硬枕。但硬枕与硬床相配,也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寝室文化不同的一大特点。
图2唐湖南长沙窑釉下彩绘枕
《荀子·礼论》中有“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表示为悼父母之丧,以土块为枕,表示极其哀痛。此风俗一直延续了上千年,甚至《明史》有记载进士曹阂因“母终,枕块,得寒疾卒”,这枕就不仅仅是安睡的意义那么简单了。虽然文献里对枕屡有记载,但考古发现最早的枕的实物是在战国时期。汉墓中也发现以日常用枕作为随葬品的,但与玉衣、玉面罩等配套的玉枕,应该是专门制作的玉殓具。而且出土铜枕、玉枕的墓葬,墓主均为诸侯王以上的高级贵族,可见枕与丧葬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木枕在南北朝时期已相当普遍。《北史》载:“基性清慎,无所营求,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说的是北齐皇建年间郑州长史朗基为官清廉,不贪图享受,他居住的地方,连木枕都没有。反过来说明木枕在当时的普及性。
隋唐时期的一些皇室墓和皇家寺院的地宫内,曾有玉枕、水晶枕、琥珀枕的发现,同时陶瓷枕开始出现。
从陶瓷枕的冰凉材质、中空结构与其装饰题材的内容(花样纹饰多是夏荷、秋菊,及相关题诗题词),还有少数出土陶瓷枕的纪年墓葬的记载(月份多在夏秋时节),可知应该是人们夏日枕睡的凉枕。
图4巩县窑的兔形绿釉枕
最早的陶瓷枕实物多发现于唐代。唐代的陶瓷枕多为小型的扁方形或微长方形枕,多为绚烂的三彩或绞胎枕。对于此类小型枕的用途存在各种争议,有尸枕、脉诊、腕枕、镇纸、台座之说,日本更有镇坛具一说。笔者认为小枕的出现很可能与唐代崇尚高大蓬松的发式有直接关系,是为了在午憩时保持如云般的发式而做的项枕(项指颈的后部),亦便于随身携带。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巩县窑的三彩花花枕(图1)、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枕(图2)、安徽寿州窑的黄褐釉剪纸贴花枕(图3),枕产品也多见于这3个窑址,亦有陕西产的三彩枕、越窑产的青瓷枕等。还有少量仿生形小枕,如巩县窑的兔形绿釉枕(图4)。兽形瓷枕巧妙地把雕塑手法运用于瓷枕,喻含了驱邪求福的习俗。《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可知唐人制作兽形枕,意在“辟邪”“辟魅”“宜男”与“服妖”,其中兔为“明月之精”,亦有“宜孕”的寓意。
唐代更有今人耳熟能详的《枕中记》故事——“黄粱一梦”,寄托了很多世俗的愿景与哲学的洞见,这也是之后陶瓷枕之所以能流行起来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枕小巧便携。
北宋诗人张耒有诗《谢黄师是惠碧瓷枕》云:“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诗中描述了瓷枕的特征——青且坚,功能——消炎蒸,并且对其功用作了夸张性的描绘——入室生凉、脑寒发冷。而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所藏元代《枕赋》枕上体现得更加明确,265个字把瓷枕的产地、特征、功用、意义与制作者交代得一清二楚,说明了陶瓷枕不仅能使人摆脱酷暑之困,产生凉爽快意,还有警示追思之用,这就赋予了陶瓷枕更广阔的文化内涵(图5)。
图5元磁州窑“枕赋”枕局部
图6宋河南登封窑珍珠地划花枕
图7宋河北定窑白釉划花枕
宋代是中国陶瓷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陶瓷枕也在宋代以后走出富贵豪门,迈入寻常百姓家,它不单是一种卧具,还兼有观赏、陈设与警示价值,纹饰多来源于自然景物和民间生活场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与习俗、时尚和追求。此时器型变得更丰富,体形更大,枕面也变得内弧,而且前低后高。一方面也是因为五代、宋以后人们的发式已趋于简化,很容易盘梳,所以不必拘泥于睡觉时一定要保持发型,而这时陶瓷枕的形状显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类头部及颈脖的自然生理弧度而设计的,造型更科学、更合理,增加了后脑与枕垫物的接触面,终于成为可长时间枕睡的头枕。
宋金是市井文化大繁荣的时代,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广大用户的多方面需要,除了唐、五代就有的扁矩形、束腰形、元宝形枕之外,还出现了很多新的造型,如几何形的长方形、圆形、腰圆形、八角形、八边形、六边形和如意形、如意头形、台座形、花瓣形、扇面形等;仿生形瓷枕有仿人物的卧童枕、卧女枕、胡人牵狮枕等,仿动物的卧狮驮叶形、虎形、蟠龙座枕等,仿植物的荷花形枕,仿日常所见所用的车轮枕、建筑枕等等不拘一格。品类有高温白釉枕、黑釉枕、褐釉枕、青白釉枕、青釉枕和低温绿釉、黄绿釉、三彩枕等等。装饰技法已少见唐代的绞胎,但更加多彩多样,有胎装饰的戳印花、刻花、划花、剔刻花、模印,釉彩装饰的单色釉、花釉、三彩、点彩与釉下彩绘的白地黑花、黄地褐花等。胎装饰与釉彩装饰相互结合,就构成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艺术世界,不过在辽金以前还都是以胎装饰为主。生产陶瓷枕的窑场也普遍增多,扩展到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浙江、广东等省,尤其是河南境内鹤壁、修武、济源、新安、焦作、密县、巩县、登封、禹县、宝丰、鲁山等地窑址均烧造陶瓷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对陶瓷枕的需求之大,特别是当地民众的需求。如河南密县、登封窑的珍珠地划花枕(图6),定窑的白釉划花枕(图7),井陉窑的白釉印花枕(图8),修武当阳峪窑的剔刻花纹枕(图9);山西晋南地区的白釉划花枕、文字枕、虎形枕(图10);江西景德镇窑的影青枕(图11),吉州窑的绿釉枕(图12)等各具特色,都是此段时期的优秀代表作。
图8宋河北井陉窑白釉印花枕
图9宋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剔刻花纹枕
图10金晋南地区虎形枕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所藏宋元陶瓷枕以河南、河北、山西磁州窑系的产品为多,磁州窑系的瓷器面向大众,种类繁多,在宋元众多民窑中独领风骚。它以施用化妆土为基本特征,创造了丰富的装饰技法,尤其是釉下彩绘技法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限,把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综合艺术,具有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磁州窑的装饰题材丰富多彩,别具一格。
图11宋江西景德镇窑影青枕
图12宋江西吉州窑绿釉枕
到了元代,虽然也有精品,但总体器型趋向简单化,装饰也趋于简略、粗犷。磁州窑长方形枕上的釉下彩绘“白地黑花”的装饰图案却更加繁复,画师们以极其潇洒的手法和高妙的画技,将民间喜闻乐见的山水人物、戏曲故事、诗词曲赋等绘于枕面,有形地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具有质朴、洒脱、豪放的艺术风格及浓郁的民族特色(图13)。
图13元磁州窑白地黑花开光人物鹿纹长方形瓷枕
辽金元的陶瓷枕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相比前代普遍都高,有的甚至高得异乎寻常。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不排除一些高枕并非实用器,而是冥器;二、当时人们对“高枕无忧”的期盼高过对舒适度的追求,而且古代人不像现代人总是伏案工作,所以患颈椎病的人较少;三、枕的高度因人而异,外来的草原民族人高马大,枕自然也要高点;四、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所以床褥铺得比较厚实,枕的高度减去床褥的高度也就降低了枕的高度,西安北周康业墓出土的围屏石榻(《文物》2008年第6期)上墓主人尸骨头部虽被枕状土台高高垫起,身下却也有一厚层土台,这样枕的高度并不显夸张;五、北方炕的床头是否有槽可供瓷枕放入?希望今后的考古发现能进一步解答这一问题。
宋元时期的绘画与文献资料中也可见软枕的记录。软枕里要塞进植物性填充物,使枕头既暖又软,既经济、实惠又有药疗作用。南宋陆游《剑甫诗稿》:“余年二十时,尚作菊枕诗。采菊缝枕囊,余香满室生。”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苦荞麦皮、黑豆绿豆皮、决明子、菊花同作枕,至老明目”。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所藏宋佚名的《槐荫消夏图》上不仅出现软的头枕,还有供足部休息的脚枕(图14)。
图14宋佚名《槐荫消夏图》
明清以后,陶瓷枕的瓷质更加致密,硬度更高,但整个陶瓷枕的生产却渐趋式微,多见木枕、丝织枕和布枕,这些原料便宜而易找,做工又相对简单方便,华北与东北地区保留了大量的枕顶绣的实物资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北方的陶瓷枕还在流行元宝形、马鞍形、猫枕、虎枕、妇女枕等各种形制,但南方器型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以扁长方形小枕为主,其他形状为辅的局面。装饰上除了元代兴起的青花装饰外还有粉彩、五彩,装饰技法上多了一种更简易方便的贴纸贴花法,为成批量的统一装饰提供了条件。
汇总陶瓷枕上的装饰题材,可谓五花八门。陶瓷枕的风貌还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比如唐三彩陶瓷枕的缤纷斑斓反映了唐朝社会的包容华贵,宋代的陶瓷枕则显示了宋人崇尚素雅的文人情怀,宋金的陶瓷枕则显示了大漠风情的浓重与深沉……具体到花纹图案类的装饰题材主要有:源自佛教意味的莲花、芭蕉,象征富贵的牡丹,高傲清节的梅菊,还有其他繁密的朵花和率性的卷草以及象征招财的水波纹等等;动物类纹饰主要有福鹿(禄)(图15),象征“自在有余”的鱼(图16)、镇邪避恶的虎狮,聪明伶俐的狗,灵动可爱的兔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来源于自然景物和民间生活场景,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浓郁的生活情趣,还反映了一定的古代社会生活状况。
图15金晋南白地填黑剔“福”鹿纹八边形枕
另外,还有文字枕。比如北宋登封窑珍珠地“福德”铭腰圆形枕,磁州窑白地黑花“福禄”铭腰圆形枕,一为刻划楷书形成双钩白描效果,一为墨书,装饰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祝愿;而白地刻划“忍”字铭腰形枕则反映了宋末元初家国遭受蹂躏时人们的无奈心态。元磁州窑“相地张家造”款开光白地黑花题句长方形枕在菱形开光内墨书《山坡里羊》小令一首:“有金有玉,无忧无虑,赏心乐事休辜负。百年虚,七旬余,饶君更比石崇富。合眼一朝天数足,金,也换主;银,也换主。”则劝诫世人不要看重金银财富,只要心胸广阔、无忧无虑就富过石崇。还有禅味十足、寄旨深远的“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枕(图17)。清代出现了日本返销中国的陶瓷枕,形制与景德镇的非常近似。鸦片的流入,导致了一种枕面倾斜以便吸食鸦片的鸦片枕的出现(图18)。新中国建立后,新的社会风尚也体现在了瓷枕上(图19)。
总的来说,北方陶瓷枕的品类、形状与数量都要远远多于南方,这应该是基于生活习惯与审美情趣的不同而造成的选择性差异。同时,南方的竹枕、藤枕、藤漆皮枕也极具特色。值得一提的还有福州、潮汕一带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流行的藤漆皮枕,摸上去光滑、清凉、结实又有弹性,两端还有美丽的髹漆绘画。每一个藤漆皮枕都要多人经历多道工序共同完成,如今只有极少数人还会制作,和北方的枕顶刺绣一样,都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单。
20世纪40年代,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棉花软枕传入我国,并逐渐普及。瓷枕在延续使用了1000余年之后被各类软枕逐步取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瓷枕并未完全消失,现在还有零星使用,只是和民间的各类漆枕、手工绣花枕等一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渐行渐远。如何保护与传承与枕相关的技艺与民俗遗产,是值得我们共同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