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艺博院馆藏高剑父《南瓜》

采写信息时报记者冯钰实习生陈宇强

对于岭南画派的主要创始人高剑父，我们往往只知道他将西洋画、日本画融进中国画里，折衷中西，是个“画坛革命派”，对时代审美的丰富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他与宋院体画的深刻关系以及晚年提倡“新文人画”的这段历史却知之不详。甚至，有些论者还将他晚年移居澳门之后相对回归传统的那批作品看作“艺术的倒退”。而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陈伟安告诉我们，“高剑父骨子里面压根就没有偏离过中国传统”。

“二高一陈”的老师是常州画派的再传弟子

广东美术馆王嘉博士认为，岭南画派继承的是传统国画讲求以形写神的“没骨写生”一门，讲求再现物相，属于写实绘画系统，其传承关系是由五代黄筌，到北宋徐崇嗣，到清初恽寿平，到清中宋光宝、孟觐乙，到清末居巢、居廉，再到民国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因此，“二高一陈”的老师，其实还是常州画派的再传弟子。

其中五代西蜀宫廷画家黄筌笔下花卉勾勒极细，着色之后几乎不见笔迹，因此被称为“没骨花枝”。既然岭南画派的没骨写生法是宫廷院画延续下来的写生系统，高剑父晚年对“新宋院”的研究也就其来有自了。

作于1899年的《仿恽寿平水仙蟹石》册页，是高剑父追随居氏期间的作品，此幅册页上题识“仿瓯香馆用色”（即恽寿平的用色），可以看出常州画派对他早期的影响。

所谓院体画，是指宋代以及之后的宫廷画家工整细腻一路的绘画，用色华丽，笔触精致，但有时过于工整反而有种束缚感，所以后来出现文人画来突破这种束缚，以苏东坡、米芾、徐渭这些人为代表的文人画，逸笔草草。

高剑父骨子里没有偏离过中国传统

广州艺术博物院陈伟安院长举例说，“二高一陈”作为岭南画派的开山鼻祖，传统根基都相当深厚。“像高剑父和陈树人都在居廉的门下学习，而且陈树人还是居巢的孙女婿。特别是高剑父，居廉的没骨法和撞水撞粉到了高剑父的手里面是发挥到了极致。高剑父那个时候为了学画画，不满足只学居廉。当时有个富家子弟，叫伍德彝，家里藏了很多画，高剑父很想去学，但是伍德彝不愿意，说除非高剑父拜他为师，否则不许看。高剑父为了看伍德彝家里收藏的那批古画，真的拜了远远不如他的伍德彝为师。”

高剑父

蔡元培曾经评价过高剑父，将他的艺术生涯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陈伟安说：“所谓‘正’，就是指他年轻的时候，学传统而且有很深厚的根基。‘反’就是从日本回来之后，提出要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画，特别是和国画研究会进行新旧之争的时候是‘反’得最厉害的一段时间。‘合’按蔡元培的说法，就是高剑父真正地把中西还有古今融合在一起。高剑父早期有临摹中国传统绘画，临摹‘二居’，到日本有临摹日本绘画，然后东南亚之行临摹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佛像。所以高剑父的理念里，中国传统是一直有的。我们看高剑父一生的作品，能看出他的用笔、写字书法，都非常棒，很有力度，这些都是很中国传统的东西。我认为‘正’也好，‘反’也好，‘合’也好，高剑父骨子里面压根就没有偏离过中国传统。只不过他反对一味的食古不化。”

“十五年计划”：未完成的中国画新探索

1938年，日本军队侵略广州。为避战火，时年59岁的高剑父移居澳门，在澳门避居了7年。这段时间里，高剑父为自己的后半生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计划”，这份手稿现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

陈伟安告诉我们，这份计划一共八条，一、宋院画的现代研究(即新宋院)。以宋院画为基础，而参以世界画法之长，加以透视、光学、空气、阴影等科学方法，以现代事物为对象，而成一现代的中国画。二、作画一年。其间以抗战遭难社会状态及国内外之旅行写生为题材。三、佛画二年。将印度、锡兰所摹之佛像与壁画及喜马拉雅山、不丹、锡金、尼泊尔、金边、缅甸之佛迹写生稿演为巨制。四、基督像一年。赴耶路撒冷一年画基督像及基督事迹。五、整理著述一年。整理劫余旧著之《喜马拉雅山的研究》、《佛国记》、《印、波、埃艺术》、《艺术的起源》、《印度与喜马拉雅山之动植物图谱》。六、宣传国画二年。赴欧美各国宣传我国艺术及考察各国现代艺术。七、办艺术研究院三年。三年后捐赠给国家。八、研究新文人画，即现代化之文人画，重笔墨之写意，然以现代之事物或感想为题材，其中深入研究创造“新宋院画与新文人画”，传达善、美，合共五年。

在上面的八条里面，第一条是宋院体画的研究，最后一条是文人画研究，文人画里面的落足点是宋院画和文人画的结合。而且第一条里面是没有年限的，后面的七条加起来刚好十五年，唯独宋院画没有提到用几年去研究。

陈伟安以艺博院馆藏的一幅《南瓜》为例，说：“我们看高剑父的作品，除了他早期的临摹和很传统的东西会很工细，他后面并不一味如此，比如我们馆藏的《南瓜》，很有意思，南瓜逼真写实，叶子却大刀阔斧的写意。所以严格地讲，我们要是看高剑父的创作的话，他压根就没有院体画的影子。我想，高剑父是想用院体画那种工整的精神移植到写意画，或者说文人画里面，或者说他有意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晚年高剑父成就被低估

有研究者认为，澳门时期的晚年高剑父，偏离了他所开创的岭南画派，艺术成就有所倒退。

陈伟安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对一个中国画家来讲，笔墨技法永远是衡量一个画家的标准。至于观念，观念只是影响那个时代的绘画创作。从笔墨技法上来讲，高剑父没有倒退。那么主题上，高剑父那时候没有在国内，尽管他没有感受到抗战场面，但他还是坚持岭南画派那种笔墨担起时代，写生写实主题要接近时事的传统。所以尽管他在澳门，他还是有很多题材是以抗战为题材。对他那批的作品，我尽管研究不多，但我是觉得说他倒退那还不至于。相对于他二三十年代在广东上海刚树起岭南画派旗帜的时候而言，那是平稳了很多。或者说人到了那个年纪，火气就消褪了很多，这个可以理解。”

至于提出了宏伟的十五年计划，却最终没有完成将院体与文人画融为一炉的中国画新探索，陈伟安认为，有些东西有想法，不一定能实现。不能实现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你是不是有时间，是不是有材料。那时候刚好是抗战的时候，高剑父在澳门是住在寺庙里面，手边的资料也很有限。客观的原因，是这个十五年的计划还没完成，他就去世了。这个计划是1938年制定的，那时他59岁，他1951年就去世了，这个计划事实上只有十三年的时间。有些他有规划，但不一定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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