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上的午餐》

维多琳·默兰，作为印象派画家马奈及其同时代画家的模特，也许是19世纪最著名的面孔和身体。在马奈的画作《奥林匹亚》、《草地上的午餐》中，默兰或裸身躺在床上，或裸身坐在两个男人之间，目光坚毅、淡定还夹杂着些许傲慢。

1862～1874年间，马奈至少有九幅画以默兰为模特，但即使在《女人与鹦鹉》和《铁路》这样的非裸体画作中，默兰依然以惊人的坦率的目光凝望着世界。

《奥林匹亚》完成于1863年，1865年5月在沙龙(官方展览会)首次展出，但立刻遭到媒体挑衅的批评，乃至于被封杀，而马奈也被迫逃往西班牙——尽管这之前很多人都画过裸女。不难理解，封杀的理由就是因为默兰被看为看的注视表情颠倒了人们的性别政治。

默兰在不当模特后也尝试绘画，甚至跟马奈在同一沙龙展上展览过画作。1903年，她还成了法国艺术家协会的一员。不过这个生活淫乱的下层妇女，后来沦为酒鬼，她在绘画上似乎没能取得大的成就，其全部艺术工作也不见于同时代人的文字记录。默兰，湮灭在历史的幽暗部位。

美国艺术史学者、女性主义者琳达·诺克林曾经发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为什么艺术史上未能出现足以和米开朗琪罗、伦勃朗、塞尚、毕加索、马蒂斯等相提并论的女性?受此启发，另一个美国艺术史学者、女性主义者尤妮斯·利普顿决定以默兰为研究对象，企图从马奈等画家的作品中解读出历史事件，揭示出默兰这个女同性恋画家被世人蔑视的凄凉一生。这真是“一段女人寻找女人的旅程”。

女人可以当模特，像一个女奴、女神那样呈现美，但她作为艺术家的欲望冲动历史总是视而不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普顿前往巴黎追寻默兰。反正在马奈自传、档案和其他艺术家的文字记忆中，均未见有对默兰的记述。后来，利普顿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找到了默兰简略的卷宗，内有她参加过沙龙展的单子。默兰开始复活了。不过仅仅是开始。利普顿继续展开对默兰生命的多方侦探，穿行在巴黎各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市政厅之间……

默兰的形象逐步浮现出来了。她并非职业模特，她的脸部表情惯于瞠视世界，这也正是吸引马奈的地方。她边做模特边上绘画课，开始为杂志画插图，然后尝试架上绘画，并于1876年把自己的自画像“年轻女子的半身像”送沙龙展出，签名是“维多琳·默兰，马奈的学生兼模特儿，曾为《奥林匹亚》的模特儿”。原来，奥林匹亚并不是她的真名，而这次她需要以真名示人，并通过马奈获得身份认同。这张画曾于1930年拍卖。据调查，默兰经常出入艺术家聚居的蒙马特区酒吧，跳舞、酗酒，人们称她为“诱惑者”，但她却是个同性恋者。1879年，她完成“16世纪纽伦堡的布尔乔亚”巨幅画作。就是这张画与马奈的画同时参与了当年的沙龙展。

有关默兰的蛛丝马迹进一步揭开。上世纪30年代，有人发表《奥林匹亚的悲惨结局》，文中写的正是默兰如何作为模特涉足绘画，并酗酒且性关系混乱。该文还附带了一张1890年的默兰画像：她跌坐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身穿宽袍，一只手握住酒瓶颈子，另一只手捉着吉他狭窄的那一端，身旁还有一只小丑打扮的猴子，它代替了马奈《奥林匹亚》中那只挑逗春情的猫，而默兰的表情全然失却了当年在马奈画作中的意志力，俨然一个被世人遗弃的老女人。这幅画有一个可恶的名字：“女人与猴子”。这之后，默兰以为别的画家卖画为生，后来又在戏院找了一份领座员的工作，直到默默的死去。

默兰在她生活的时代(1844—1928)及其死后，都是流言的主角。她的艺术家欲望和生活方式皆不见容于她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时代安排她的角色定位就只能是马奈等艺术家的模特。正如著名女性主义者诺克林所回答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错不出在我们的星座、我们的荷尔蒙、我们的生理周期或我们空虚的内在;错在我们的机制和教育……”这样的回答自然不能让人震惊，倒是利普顿在追寻默兰的过程中，非常巧妙地展现了她的女性主义视角。以追寻的过程为主线，作者将她本人的境遇和默兰的身世在叙述中平行穿插，这无疑加深了作者对默兰命运的关切感。更为有趣的是，默兰的身世是通过对悬疑情节抽丝剥茧的方式揭示出来的，而主体部分又模拟了默兰自己的独白予以浮现。整个叙述简直成了一场追寻的历险。

《化名奥林匹亚》揭开了默兰的身世秘密，但它讲述的分明又是有关女性主义的两个生命故事。它是一部艺术史学著作，却又分明采用了悬疑小说的侦探笔法。如此这般，“一段女人寻找女人的旅程”，就被完美地演绎成一个有关女性本体的乡愁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