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笠泽和李律师 关于宋庄青年艺术家砍手自杀的“争论”

   2014年元月12日上午，我看到了《宋庄青年艺术家生存困难自己砍手》这篇新闻报道，心里很难受，立即转发在自己的维信里，并写了下边的一句话：

   为宋庄的青年艺术家流泪！呼吁通州区、宋庄镇政府设立“艺术救济基金“，不能让创业的艺术家去死啊！

   我的一位律师朋友很快发来一封回信，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我和他因此有了围绕这个话题的如下系列“争论”。

   其实，我们的观点并不对立，但看法显然不尽一致，而且我看到本条新闻后边的评论，大体也是我和律师的两类观点，可以说我们各自代表了对这个事件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当然，这个话题很沉重。一个人自己砍断了手臂，还要让别人说三道四，我真的不忍心拿这个事件做话题。可是，真诚地说说自己的观点，甚至发生点争论，也许更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这件事情的社会意义，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当然，这场小小的争论，没有严格的论证和逻辑，只是即兴发言，不可能完整、考究和毫无破绽，只是为了引起一个话头而已，希望大家指正。

    征得朋友同意，发表以下我和朋友李律师的“争论”。

   “争论”是带引号的，即不是为了争论的“争论”。

   李律师：当一门所谓艺术及艺术家到处伸手要救济、要扶持……实际上这所谓的艺术已经快死了。养活自己，这是从事任何行业的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权利以任何高尚的名义向社会伸手，而且还理直气壮。

   王笠泽：李大律师言之基本有理，但说的并不完全对啊！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文革”中你非当律师不可的话，一定会饿死的。我们的社会还不能靠艺术吃饭，这不是艺术本身没“价值“，而是真艺术没有被社会承认。发达国家都有艺术救助制度的。

   李律师：世界各国确有各类艺术基金，对一些艺术类扶持，如交响乐、歌剧、绘画、先峰艺术……但据我所知，在国外，很多从事艺术的工作者，都是另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而不是抱怨社会……古今中外，在你成名包括被社会广泛认可之前你什么都不是，必须要靠自己吃饭，这个话虽然可能有点残忍。

   李律师：特别需要說的是，国外特别是欧美等国家一些大企业、大财团设立的各类基金非常多，扶持了无数绘画、王笠泽乐等艺术活动及艺术家，如美国的卡内基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但是绝大多数艺术工作者仍要自己养活自己，这一点在你选择艺术时就要考虑好，要有吃的了苦、耐得住寂寞的思想准备和坚强意志。

   李律师：否则，在巨大压力和艰难困苦面前，真可能象那位断臂的年轻绘画工作者一样崩溃，甚至自残……

   王笠泽：你只说对了一部分，作为艺术家本人，养活自己是从事艺术的前提。而作为一个功能健全的文明社会，则应该有一种机制，这就是义不容辞地支持非功利性的、有利于人类创新的行为。在自然科学方面，基础研究就是不以眼前利益为主，更不以吃饭养话自己为前提的行当。真正的艺术的本质是创新，是人类文明的先驱，它的常态是很难为大多数现实的人所理解。正常社会的正常作法是救济他们，类似于灾荒中的“舍饭”、“粥棚”，助其保命，留下创新的“薪火”，并非代替其谋生。你举例的艺术基金有类似性质，含救肋之意，包括收藏艺术品免除税收的制度。这个救助制度的核心是救命，发达国家都有给专业艺术家最低生活费的制度，类似于失业救济，而又不同于失业教济，这不是鼓励懒惰，要社会养闲人，也不是因此而鼓励对社会的抱怨。说简单点，一个“梵高自杀”的社会是一个机制不健全的社会，呼吁的目的在此，而并非讨论的是一般理解的“艺术家欠缺择业考虑”的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虽和“社会机制”问题同样重要，但不能用这个问题代替前一个问题。

   王笠泽：不同于失业救助的，它救助的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行为，是对创新思维的救助。我们救助失业，是珍借人的生命；而救济艺术，则是珍惜人的创新思想和自由意识。

   李律师：你说的我完全赞成。其实在梵高时代，就有大量的王室、贵族、教会及个人在资助画家，众所周知，包括达芬奇、拉斐尔等巨人的作品，就是通过许多王室建筑、公共建筑、教堂建筑甚至私人建筑等形式流传至今的。因此，关键在于你的价值当时是否得到社会和大众或者个别富有人的认可。有人在生前出了名，有人在身后出了名，但更多更多的身前身后都默默无名。总之，有无价值最终只能由社会选择和主流人群认可，这是艺术工作者必须深刻认识到的一点，并且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会疯掉的。

   王笠泽：是的，一个完整的、文明的社会，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应该向“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最佳状态前进；从完善人性的角度要求，应该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现实的问题是:既不珍爱惜生命，更谈不上爱惜人才。这是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作为个体的生命，现在经常承受的是不能承受之重，其脆弱夭折成了常态，自杀自残多得已经让良知麻木，这就是社会问题了。就本文所涉青年画家之遭遇，他逃避学校的人事纠葛到宋庄寻求自由，结果生活压力使他自杀。这里既有社会救济缺失的问题，更有扼杀自由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调整无非三种:一、失缺精神追求地苟活着，做个行尸走肉；二、违背人性，爆发兽行，做个“披着人皮的狼“；三惹不起，躲得起，保持做人的最后本份。然而，第三条路也并非完全可以自救。一旦无处躲藏的话，不是杀别人，就是杀自己。这个青年画家不杀别人而杀自己，演出了一场悲剧。所以，我为他悲伤，也因此而呼吁。呼吁的目的就是想使社会少一点疯子。自杀是善良的疯子，杀人则是凶恶的疯子。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不会使人发疯的社会！

   李律师：立泽，你的观点站在艺术及艺术家群体的立场，即有悲悯的人文关怀，又有社会和历史的大视野，非常好。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艺术家们，不要太给自己担负过多过重的历史责任和担子，否则，有时会逼疯自己的。说通俗一点，不要把自己太当会事。要知道，一般来说，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开天辟地者、先锋实验者……即你所谓的“人类文明的先驱”，从我们已知的历史来看，他们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人生是痛苦的，甚至要牺牲的。谁让他超前呢，既然先知先觉和超前，就不要责怪普罗大众不理解不支持不认可……你注定是痛苦、孤立甚至悲惨的，但有可能你是伟大的、影响世界和人类进步的。

   王笠泽：是的，对于艺术家来说，自重、自爱并不等同于“把自己太当回事”。的确，艺术家不是天下的唯一，要经得起困苦和艰难的磨砺，要善于首先自己养活自己，才能谈到搞艺术。只是说，对社会，对公权力而言，则不能见死不救，对一个强调“和谐”的社会，这个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