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作为元代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所提倡的书法复归二王的主张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书法家及书学观念。赵孟頫真、草、篆、隶皆善，其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而且其书论也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赵孟頫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十世孙，这一身份对赵孟頫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经程钜夫的推荐，赵孟頫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的邀请，北赴大都赴任。在大都期间，赵孟頫身为宋王朝的皇族，受到了蒙古人的猜忌和排斥，政治上的束缚，迫使赵孟頫把志向转向对书画的追求。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他在写给杭州朋友王芝的信中就表露了他对书法的思考，其道：“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表现了赵孟頫复古及推崇二王的书学思想。

对于元初的书学思潮，元代的文人开始对南宋书坛进行了反思，认为责任在于苏、黄、米的革新。基于众人的反思，赵孟頫适时地打出了“复古”的旗号。他认为，学习书法，应当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为不祧之祖，其本人在书学实践上更是以二王为宗的。据赵汸《东山存稿》记云：“往岁游吴兴，登松雪斋，闻文敏公门下士言：‘公初学书时，智永《千文》临习背写，尽五百纸，《兰亭序》亦然。’”赵孟頫学习智永《真草千字文》、《兰亭序》莫不是为了追溯东晋之风，同时也是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艺术、伦理、情操、人格的古典之美的追求。

对于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元史》本传云：“（赵）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而在赵氏诸体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其“赵体”楷书。目前存世的赵孟頫大楷作品有《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胆巴碑卷》、《湖州妙严寺记》、《道教碑》等，皆为其大字楷书代表之作。笔者试图以《胆巴碑》为例来分析赵孟頫的大字楷书。《胆巴碑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全称为《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胆巴是元代著名僧人，1303年（大德七年）夏，胆巴仙逝。皇庆年间，元仁宗追封其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1316年（延祐三年）六月，当时已63岁的赵孟頫奉敕撰写此碑。

《胆巴碑》是赵孟頫晚年楷书作品中的代表作，全碑书法取横势扁方格局，又因字赋形，兼取纵势，纵横相间，匠心独运；字体俊逸秀美，神采焕发，又法度谨严，不逾规矩，于端庄严正中时见潇洒天真的韵致。用笔上，赵孟頫往往以露锋为主，如“兴、梵、华、起”4字在横画的起笔处多以露锋为之，这种书写方法比藏锋更趋便捷、简易，更富有变化，但不及藏锋厚重、饱满。赵氏书写时虽以露锋为主，有时又因笔势的连带，以藏锋起笔。在横画的收笔上，赵氏以简单的回锋为之。赵孟頫认为，“结字”因书家的习惯不同而不同，但是用笔的道理却是千古不易，这个用笔道理既是中锋用笔。“力求中锋”这一概念早在东汉时期蔡邕在《九势》一书中已阐释得非常清楚，即通过对手的调整，令笔心经常保持在点画中行，也就是由侧归中，力求中锋的过程。赵孟頫在楷书中的中侧互用，调整甚为得法，其往往侧锋入笔，但通过迅速的提按，调整为中锋。赵孟頫的楷书除大字楷书外，其小楷更是为赏鉴家所称道。如其在38岁时所书《过秦论》，鲜于枢在卷后跋云：“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赵孟頫传世小楷代表作除《书褉帖源流卷》、《过秦论》、《洛神赋》等外，还抄写过大量的佛道经卷。《书褉帖源流卷》为长篇小楷，无年款，据赵孟頫在其56岁时的自题知此书作于20年前，此帖用笔古拙，赵氏虽自云学钟繇、萧子云等人，但观此帖，却为智永笔意。由于此作结体不甚稳固，用笔上亦欠精致，时至今日亦有不少学者将其定为伪作。其实，赵氏小楷确为其是，且其56岁时的自题也确为真迹无疑。同时的小楷书法还有跋《曹娥碑》，相对于《书褉帖源流卷》，此卷更为精致，但笔意相同。至元二十九年（1292）跋《梦奠帖》、元贞元年（1295）跋《兰亭帖》，其小楷在结体上尚未大变，但笔画明显更为扎实、厚重；有的字入笔颇具斩截之势。总而言之，赵孟頫的小楷备极楷则，笔力柔媚、风采奕奕，现代学者称赵孟頫的小楷具有“缜密”和“飞动”两大特色，两大特色的融合也足以说明赵孟頫小楷书法的高超功力。

赵孟頫的行草书作品众多，他的行书如《兰亭十三跋》、《归去来辞卷》、《雪晴云散帖》、《赤壁赋》等为其代表作，草书作品不及行书及行草书多，但也时而见之，如《与鲜于枢尺牍》等。赵孟頫的行书可谓直入山阴之室，特别对《定武兰亭》情有独钟。行书《兰亭十三跋》作于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当时赵孟頫应召赴京，其好朋友吴静心与他同行，为打发旅途的劳顿和闲暇，吴森将随身携带的《定武兰亭》供赵氏把玩，舟至南浔，赵孟頫又得到独孤长老本《兰亭》，连睹至宝，甚为惊喜的赵孟頫对两本《兰亭》先后临摹3次，并在独孤长老本后题跋13次，在静心本后题跋15次。赵孟頫此卷书法作于其57岁时，行草书亦达炉火纯青之境。从作品局部来看，我们发现此作体势颀长、遒劲纵逸；用笔上，含蓄内敛，线条粗细变化莫测，秀逸天然，一气呵成；从作品整体上来看，二王遗风浓郁，特别接近王羲之的《兰亭序》，但与之相比更为妍媚。因此作于其气定神闲、赏心悦目之时，当为其极得意笔。另外，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十札卷》是赵孟頫行草书重要作品，其为赵孟頫写给其姻亲石民瞻及石民瞻的亲戚仁卿的信札，3人都是爱好文学艺术的风雅之士，信的内容虽然主要是家常琐事，但也涉及到文学书画、古董器玩等反映文人精神品味的内容。对于此卷的书写年代，现代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十札作于1299年（大德三年）到1309年（至大二年）之间。此卷在书写风格上，清劲秀逸，优雅从容，深得二王风范。虽不及王字圆厚、跌宕，但在历代学王者中，难以找到雁行者。总而言之，赵孟頫的行草书深得二王遗意，几乎融汇了二王书风中所有的技巧，笔法蕴藉沉稳，笔意纵横，流利飞动，多姿多态，秀逸清新，其将李北海、徐浩、柳公权、陆柬之等人的笔法，交叉于融汇于二王之中，显出赵氏极强的融会贯通的能力，而在其流传至今的行草书作品中，最接近晋人风度的，则数流传下来的大量信札、题跋作品，信手拈来，非常自由随意，由其信札尺牍中，不仅可以看到汉魏六朝潇洒纵逸的神态，亦可见唐代书法严谨森然的秩序。

元代擅长篆、隶书的书家为数不少，其中如周伯琦、吾丘衍、俞和、泰不华、杨桓等人都是擅写篆、隶的高手，作为当时的书坛领袖，赵孟頫亦对篆、隶书深有研究。现在流传至今的赵氏篆书作品多为一些碑额、墓志铭及题画文字等，如墨迹碑额作品《玄妙馆重修三门记》、《张总管墓志铭卷》、《湖州妙严寺记》、《帝师胆巴碑》等。从此些作品看来，赵孟頫的篆书风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遒劲流畅，线条较细挺的，属李阳冰一路，如《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湖州妙严寺记》等；另一类为敦厚方阔，线条较粗，沉稳厚重，间有汉篆风范，如《张总管墓志铭卷》、《帝师胆巴碑》等。杨载撰写的《翰林学士赵公行状》称：“（赵孟頫）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但从其具体的篆书作品中发现赵孟頫受唐宋书法家李阳冰、徐铉等人端整精雅书风的影响更大。赵孟頫传世的隶书作品极少，其成就也不及其篆书，隶书碑刻仅有《上善池隶书榜书》，墨迹存有伪托其名的《四体千字文》和《六体千字文》，从这3件作品可大致推断出赵孟頫的隶书仍是以楷书的用笔、结体来写隶书，笔画平硬如“折刀头”，在掠笔和横画的波挑上尽力表现隶书的燕尾。同样赵孟頫的隶书也没有像他学生杨载所说的“隶则法梁鹄、钟繇”。在赵孟頫影响下，章草逐渐的复兴。然观赵孟頫流传至今的章草作品，我们发现其已失去了古朴的气息，而显示出今草的趣味，大抵是因为元代的篆隶书没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的书家在深受真、行、今草书陶冶的基础上作章草，这可谓是新型的章草书，是具有今草气象的章草。

赵孟頫的书法对书法史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晋唐古法的追求，其影响之大，在元明清三代无出其右，胡长孺就曾评论其到“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评论。在赵孟頫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和学生竭力发扬其高举的复古旗帜，如赵雍、虞集、柯久思、张雨、王蒙等人都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明代的文徵明、祝枝山等人也从他这里汲取营养。直至清代的乾隆年间，因为乾隆皇帝对赵孟頫书法的推崇，赵体书法更是风靡一时，甚至影响到当时的刻书业。可以说，赵孟頫在书法史上是上承晋唐、下开明清的一位桥梁式的人物，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