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凯

因为血脉相连，历史悠久的中国书法所言说的内容一直是中国的旧体诗词。也许是终于感到了乏味，也许是一种文化的觉悟，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一些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新诗，即以自由体诗歌作为书法的书写对象。由此，3000多年的中国书法与100年的中国新诗，便在一个相向而行的文化进程中悄然相遇。毫无疑问，这是传统书法文化创新传承所获得的珍贵的笔墨情缘。

在当代中国书坛，以新诗作为书法表现内容的不乏其人，但真正亦书亦诗坚持把自己创作的新诗诉诸笔墨且已形成一定气候的书家却寥寥无几，翟万益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从上世纪末始，翟万益在临池不辍的同时，又开始了执著的新诗创作，并相继出版了《霜桥履迹》《清秋晚唱》等新诗集。将新诗引入传统书法，翟万益是不是书坛第一人，笔者无意求证，但其作为一个新诗书法不懈而出色的探索者，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探索的意义在于：赋予书法这一中国笔墨传统艺术以新的内容，使一个略显苍老的艺术生发出新时代的气质，而书者自己也由此达到了“我手写我诗、我字写我心”的境界——而这正是中国书法不可丢弃的优秀传统。

在书法与新诗之间进行思想、情感和形式上的链接，无疑具有艺术探险意义。此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上的嫁接，而需心心相印，气韵相随，情感相融，做到人、诗、书三者无缝合一。翟万益发现，形式大于内容的书法与内容重于形式的新诗，二者虽然陌路相逢，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个性：艺术精神的自由。当代人的书法和新诗，一个是笔尖推敲，一个是临池挥洒，但最后都要从心中归于纸上，其行为和目的却是相同的，可谓殊途同归。不过，在有限的尺幅中，应用一个传统的艺术表达一个现代的艺术，或者说借助一个现代的艺术表现一个传统的艺术，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在完成新诗创作而进入书法表现时的谋篇布局，就是一个心境和纸面从内到外共同要面对的难题。旧体诗词规矩整齐布局容易，而自由烂漫的新诗布局就不易了。好在我们的探险者有自己的办法：顺其自然，遵循新诗的折行断句、抛词留字和内在节奏，由右至左分行竖着来写，每句的第一个字个个顶齐，长句长写，短句短写，尽量呈现新诗诗句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的建筑美，使其内在的信息得以在书写中充分释放。作者的诗集《霜桥履迹》序言就是一幅新诗书法精品，一首直抒胸臆的诗，呈现在纸上后，就像窗外微风中的一帘垂柳一般妩媚；而几枚点缀于诗行间的朱印则如少女的吻唇一样温润人心。

汉字是中国书法的根，也是中国新诗的根；一百年前，伴随着思想解放而泊自西方的一种诗的方式催生了中国新诗，但中国新诗的语言文字一直都是中国的。因此，新诗和中国传统诗词也应该有着不可质疑的血缘关系。有人甚至认为元散曲就是中国新诗的源头。如此看来，新诗被传统书法所接受也是与时俱进理所当然的事情。考古方面深厚的学养，使翟万益在甲骨文中找到了中国书法和中国诗歌的共同基因，并将其转化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所以，翟万益的新诗书法创作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创新传承。有趣的是，其书法颇有速度，过程简约，而其新诗却甚是缓慢，枝叶繁复；其书法以狂放见长，而其新诗则温婉优雅。一心二旨，风格相异，反映了其对书法和新诗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不过，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精神上的无拘无束。

“笔墨当随时代”！书坛或诗坛如翟万益者，其新诗书法的实践，虽然还只是处于一个尝试阶段，但无疑已让我们的一种传统有了新的可能。多元而开放的文化时代为书法和新诗提供了相识相伴的机会，但其究竟有多大的缘分，则还要看其各自的艺术造化。

(原标题：【书法】传统书法与新诗的笔墨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