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章惇、章衡叔侄，同科考试，同中进士。侄子章衡考中头名状元，竟让章惇羞愧难当，回家复读。两年后再次科考，进士甲科高中，才受敕出仕。

章惇和苏轼同为性情中人而结管鲍之交。二人曾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政敌之间的唏嘘往事

两人在政治上，却不是一个阵营。章惇是铁腕的改革家，苏轼是温和的保守派。

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苏轼命将不测。“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宰相王珪面见宋神宗，诬告苏轼大不敬。章惇不仅替苏轼开脱，还质问自己的顶头上司：“难道你要灭苏轼满门吗？”王珪推到舒亶身上。章惇骂道：“舒亶的吐沫星子，你也要吃下去吗？”

元祐元年(1085)，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苏轼连升三级，为翰林学士。章惇被贬知汝州。苏轼写信予以安慰，即此《致子厚宫使札》。归隐田园，正是我辈的理想生活，“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

元祐八年(1092)，宋哲宗亲政，改革派得势，章惇东山再起，疯狂报复，大小之臣，无一得免。他甚至劝宋哲宗将去世的司马光掘墓鞭尸。对知心朋友，整治得格外“细腻”。苏辙先贬汝州，后贬儋州。“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章惇的“恶作剧”。章惇不允许苏氏弟兄居官衙，不允许租民居，简直要让他们露宿街头。

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子厚看老友在逆境中仍能安稳快活，心中极为不爽，就再贬他到海南。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到了海南，照样其乐无穷。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突然病逝。章惇坚决反对徽宗即位：“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徽宗登基，立即把章惇罢相，贬到雷州。

苏轼遇赦放还。章惇之子章援为苏轼门生，担心父亲遭到报复，向恩师写信求情，哀婉凄凉，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东坡读了，哈哈大笑：“好文章！有司马迁之风！”

东坡立刻回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他还热心地为章惇提供在岭南的生活经验，并赠送海外新作《续养生论》，指导章惇“练气功”。

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恨意。《宋史》将章惇列入“奸臣”。苏轼则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东坡先生简直是笑口常开、肚大无边的弥勒佛下凡。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归途。“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次年六月，苏轼葬于汝州郊城县钓台乡嵩阳峨眉山。

四年后，章惇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墨禅”者当属谁？

章惇对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黄伯思《东观余论》盛赞惇书：“虽精巧不迨唐，而笔势超越，意出褚(褚遂良)、薛(薛稷)上，暮年愈妙，一以魏晋诸贤为则，正者殊类逸少(王羲之)。”

有人说，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听了，不以为然：“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无机心之人，方有无机心之书。可冠以“墨禅”者，乃苏轼而非章惇。黄庭坚说：“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哪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世人以“尚意”名宋代书风，言黄、米则可，言苏东坡则不可。东坡之书，一点一画，均从胸襟自然流淌出来，乃“尚心”——无心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