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月7日，来自约翰逊上尉(1870-1937)的一封信表明：大英博物馆需要支付25英镑给他购买一幅画卷。是年4月8日，画卷拥有了大英博物馆现在的收藏编号。没过多久，大英博物馆的研究者就知道他们捡了一个天大的“漏”：这幅售价25英镑的长卷，就是赫赫有名的《女史箴图》卷！

虽然尚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古代最珍贵的卷轴画之一。

盖满历代皇帝印玺传奇有真有假

以前不少人都相信《女史箴图》中历代皇帝的印玺确凿无疑。人们这样解释其流传的路径：此卷在唐代为皇室收藏，后来被宋徽宗所得。在汴梁城被攻掠之前，此画已流落到南方，后来成为南宋内府的收藏。在宋金议和时，此画作为礼物送给金朝，成为喜爱汉文化的金章宗的宝物。

图上的“弘文之印”等印章以及尾纸的《女史箴》文，成为其显赫流传身世的证据。

《女史箴图》上的“弘文之印”，一直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章，它与唐代宫廷的弘文馆有关。但近年研究发现，它在北宋时期的作品上也出现过，故与唐代皇室无关。“御书”、“宣和”、“睿思东阁”是北宋徽宗赵佶的印玺，“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1107-1187)的印玺。但《女史箴图》中只有“睿思东阁”是真印。“广仁殿”、“群玉中秘”是金章宗的印玺，而研究者认为画卷中的“广仁殿”是伪，“群玉中秘”是真。因此画卷是否进入南宋和金内府都令人生疑。

而画后面尾纸的那段《女史箴》题跋，不少著录认为是宋徽宗所书。实际上，它是仿学宋徽宗的金章宗的墨迹，因为题跋上钤盖的明代及其之前的收藏家印章与画心的并不一致。到了清初，从梁清标开始，画心与题跋的印章开始重合。

收藏因传奇而更加增添了神秘和魅力，也因传奇而牵强附会。在元代之前，关于此画的记载语焉不详。早期的著录也并不丰富，米芾的《画史》简略谈及了收藏者，《宣和画谱》则只记画名。前代的印章可能被后来的人使用、甚至伪造。但画卷上宋徽宗的“睿思东阁”和南宋贾似道的“秋壑图书”等几方印章没有疑问，结合文献记载，研究者认为：此幅绘画至迟也不会晚于北宋出现，在南宋时为贾似道所藏。

南宋之后一直到乾隆皇帝，画卷的流传线索就比较清晰。元代的阿里，明代的严嵩、项元汴、顾从以、张准等，清代的梁清标、笪重光、安歧、乾隆皇帝等，都先后成为此画的收藏者。明代还有两位著名的文士——王世贞和董其昌在他们的文集中留下了品赏绘画的记录。

在此卷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之前，留下诸多鉴藏印记的是乾隆皇帝。因此，乾隆也曾经被认为是此卷在中国的最后一位收藏者。

“四美具”之首  乾隆爱若珍宝

《女史箴图》、《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注：除《九歌图》为国博收藏，其余三者现分别藏于英国、日本、美国博物馆)在晚明时为松江顾氏收藏，曾经董其昌的品赏。乾隆十一年(1746年)夏天，乾隆发现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令词臣董邦达绘制了《四美具合幅》册页(现藏天津博物馆)，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志此事。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仿三希堂之例，特将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颜其室曰“四美具”，纪念这四幅卷轴在经历两百年分离后又在他的宫廷不同寻常地团聚。

唐朝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里，“四美具”表示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事皆备。而乾隆认为《女史箴图》在“四美”中最为古老而珍贵。乾隆在此卷尾跋中云“董香光跋李伯时《潇湘图》云：‘顾中舍所藏名卷有四’，以此为第一”。对于乾隆来说，《女史箴图》是他书画收藏中的至宝，重要程度不亚于他认定的“三希堂”中的三卷东晋法书。

《女史箴图》上留下乾隆大量品赏和收藏的印记。在此卷包首的题签上乾隆御笔：“顾恺之画女史箴并书真迹，内府珍玩神品”。在此卷的引首乾隆书：“彤管芳”。

乾隆富有开创性的鉴赏活动是为书画留下“画跋”。在本幅与尾纸的隔水上乾隆御笔绘兰花一株，并且题跋云：“长夏几余，偶阅顾恺之女史图，因写幽兰一枝，取其窈窕相同之意云尔。来青轩御识”。在此幅的尾纸上，也有乾隆的长段题跋，他盛赞顾恺之的画艺，并为此卷进入宫廷而颇为得意。乾隆还令画家邹一桂绘制了一幅《松竹石泉图》，附于此画的卷尾。在这幅绘画上，也留下了“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等乾隆晚年的印玺，说明他在晚年还多次欣赏此画。

乾隆因为大量在绘画上钤印、题跋“留念”——热情参与名画的“再创作”，而受到当代艺术史研究者的诟病。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幅绘画上没有后来清代宫廷的印玺和题记，在乾隆之后的去向，引发了诸多的猜想。

贵妇相赠？国宝落入侵华英军上尉之手

根据故宫博物院1934年的《故宫周刊》介绍，《九歌图卷》在民国以前一直保存在宫中。而《蜀川图卷》曾被端方所收藏。根据端方《壬寅消夏录》，他大约在1902年前后得到此卷。

不难发现，“四美”，当然也包括《女史箴图》，在1900年之前，还是在宫廷之内的。但这幅画在流失之前，究竟存放在何处呢？

根据《故宫周刊》，《九歌图》在1934年是在颐和园的，因此慈禧有可能在1900年之前已将图卷从静怡轩移到此地。这就意味着《女史箴图》和另外“二美”可能也被同时移到这里。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九歌图》是在1900年之后才被放到颐和园的可能。

清代宫廷内的文物虽然有较为固定的藏所，但也经常移动，绝非固定不变。《女史箴图》最初的藏所是紫禁城的御书房。后来因为“四美”团聚，此画被移存在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即使储存在静宜轩之后，皇帝因为观赏之需，也把此四卷携至香山等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很难断定此卷在流失之前，究竟藏于何处。

在向大英博物馆出售《女史箴图》之前，约翰逊1900年到过中国。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孟加拉第一枪骑兵队奉命参加了八国联军“解救北京”的战役。根据档案记载，他们当时驻防地为城东，包括东交民巷使馆区。当时英军曾派遣由诺艾尔·德·布雷少校(1861-1949)率领的小分队接管了颐和园。据记载，有12个来自孟加拉枪骑兵队的骑兵协助了占领，可是约翰逊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约翰逊上尉的女儿贝提·曼扎诺女士在1985年1月7日参观大英博物馆后所写的短笺称：“我父亲——孟加拉第一枪骑兵队上尉约翰逊，在义和团期间驻扎在北京颐和园。出于偶然，他发现一位出身显贵的中国夫人和她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便帮助他们得到了安全。这位夫人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和保护，将此卷轴作为礼物赠送。在他回到英格兰后，于1902年10月9日将它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描述约翰逊在中国取得《女史箴图》的具体情形，这个家庭传说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有一点是不需要怀疑的：《女史箴图》是在那次“解救北京”的战役中流失海外的。不管是贵妇人赠送还是在战乱中盗取，结果都是一样：这件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从此离开了它的根脉，浪迹异域。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段民族、国家的伤疤自此已经深深地烙在这幅无辜的绘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