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

书法，是中国人特殊的精神表达方式。

在古代中国，书法的存在价值，首先不是因为它的“好看”，或者能够表达情感，而在于它有“用”。这个“用”，与“体”相对应。这个“体”，就是中国文化的本体。换句话说，书法是用来彰显和阐述中国人特有哲学观念与人生态度的。

现今，人们无疑将书法视作艺术，并且它拥有最为广大的欣赏者、爱好者和实践者。所以，自然地，人们以艺术的眼光、艺术的标准看待它、要求它。这样的境遇，决定了今天书法的存在方式：产生的途径、作品的样式、展示的方式。

艺术，以一种形式呈现于我们，所以我们更多地关注样式(成熟或具有深度的样式即为风格)，以及创制出此种样式的技术手段。然而，在过去，被称为“书”的东西，却可以超越于形式，成为一种完全的精神性表达。它令我们的目光移位或深化——从形式的外表移开，深入到字的内部，发掘出隐含在这些痕迹中的意义。对于艺术，是“表达”和“如何表达”的问题；对于书法，则是在上述两个问题之上追加了一个“表达了什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更是关键所在，正是它决定了书法有别于我们习惯称之为“艺术”的那些东西。

书法，大约是人世间最为简洁的艺术，无论工具、材料、创作元素，还是表现手法，都简到极点。它纯粹到只用日常使用的文字，只有黑与白，任何过多元素的加入都会损失它的内涵与价值。它向世人呈现的是中国式的艺术谜题。同时，它又是艺术的难题。

书法，应该表达什么？在过去，这个问题有着相同的而且必然的答案：就个体而言，是“节操”；就整体而言，是“道”。

   两个答案都符合“善”的原则。唯尽善方能尽美。很明显，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艺术”的定义相背离。艺术是为了“审美”(“审丑”也是“审美”的一种)、用以展示“美”；而古老的中国书法却是用来“扬善”或“尽善”。而关于“善”的内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既定的、不容质疑的。所以，如果将书法归于艺术，那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事实上，所有的中国艺术都是近乎“一元”意图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书法家们是以“多元”的手段或样式去表达这个“一元”的意图。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

多元，是世间万物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艺术或书法也必然如此。我们无可想象艺术拥有一个类似一元化的社会的、政治秩序。即使是在高度集权的中国传统社会，书法也仍彰显了它的多元倾向(或许正是这一点，书法拥有了比中国古代正统音乐更长久的生命力)。因为它产生于每个独立个体的笔底，而鲜活的个体则可以超越既定秩序。所以，自晋唐以来，凡读书人，人人必练“二王”，但没有一位彪炳史册的书法家靠戴着“二王”假面谋生的。

书法，大约代表了东方精神的顽强、顽固与宿命。在它成形至今的近4000年时间中，最高的取向、目标一直是一种古典气质与东方式的人文情怀，决绝地拒绝一切“入时”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明白，那个营造这种气质、气氛的社会，早在百年前就随末代皇帝的辞位而离我们远去。近百年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甚至是政治化)运动，已彻底颠覆原有的价值体系，我国民众的精神结构也随之被重构。这样的环境，古老的书法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手书”变成了“创作”，“扬善”变成了“审美”，人文内涵湮没于外在形式。书法也无法维系于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所以当代书法更多地呈现出某种“多样性”。此种“多样性”，其正面意义，是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映射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其反面意义，则当下社会的无序与芜杂扰乱了书法原有的秩序，进而侵蚀了它的文化内核。

所以，站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应有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