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粉瓤的西瓜碧玺

缅甸翡翠代表了东方的物质财富和审美时尚，大约自上世纪初起便风靡全球。近几十年来，随着缅甸政府对缅北翡翠产区和翡翠原料贸易控制的加强，国际市场翡翠价格节节攀升，从而使翡翠的自然历史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一绿色时尚，人们始终难以释怀的就是80多年前慈禧太后随葬品中的神秘翡翠西瓜。

慈禧太后的随葬品大概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宝藏，而翡翠西瓜就是这些宝藏中的佼佼者。可在1928年孙殿英冒天下之大不韪施行盗掘之后，它就变得杳无音信、迷雾重重了。中国学术界在过去的八十多年时间里，虽然展开过不少整理性研究，但在苦无实物和难寻实证的情况下，学术研究未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这一神奇的国宝已流落到美国，并曾在费城博物馆展出过。这一说法再次吊足了国人的胃口。然而，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珠宝自然历史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王春云博士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在与记者的对话中称：这一报道可信度不高；同时，慈禧翡翠西瓜的材质并非缅甸翡翠，而是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碧玺。

李莲英侄子著《爱月轩笔记》最可信

记者：谈神秘的慈禧翡翠西瓜，我们应先从其历史开始。在您看来，与其有关的可靠记载有哪些？

王春云：翡翠西瓜最早出现在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儿李成武所著的《爱月轩笔记》(简称《笔记》)中。李莲英与李成武都参加并主导了慈禧太后的下葬仪式，特别是珍宝的秘密埋藏仪式。他们在助殓时将贮棺宝物记入账簿，之后再录入《笔记》。因此，《笔记》极为详尽地记述了慈禧殉葬宝物的名称及价值，真实性毋庸置疑。

但问题是，《爱月轩笔记》的原始版本现已失传。复制版本流传在世比较可靠的有1928年畴隐居士的《佛学大辞典》记载版本和1943年赵汝珍的《古玩指南续编》记载版本，这两个版本是互相印证的。畴隐居士的版本是：“(慈禧太后)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红瓤、白籽、黑丝，约值二百二十万两(白银)。翡翠甜瓜四枚，系二白皮、黄籽、粉瓤者，二青皮、白籽、黄瓤者，约值六十万两。此四甜瓜称绝品，其价值今不止几十万两(白银)也。”而赵汝珍的版本是：“(慈禧太后)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红瓤、白籽、黑丝，估价五百万两(白银)。翡翠甜瓜四枚，系二白皮、黄籽、粉瓤者，二青皮、白籽、黄瓤者，估值六百万两(白银)。”

记者：普罗大众乃至一些学人一直以来都认为慈禧翡翠西瓜的材质就是比较神奇的翡翠。但是，这种颜色组合过于奇特，且在传统的翡翠颜色的描绘里，也从来没有使用过“西瓜”这样的词汇。

王春云：是的，在慈禧太后以前和慈禧太后以后的时代里，翡翠的特征描述里从来没有“西瓜”或者“甜瓜”这样的词汇。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有靠点边的“瓜皮绿”、“瓜皮青”等术语，翡翠的表皮也可能因为氧化出现红色，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翡翠西瓜”特有的外绿内红的颜色组合，也不可能出现“翡翠甜瓜”特有的外白内粉或者外青内黄的颜色组合，更不可能出现白丝、黑籽、黄籽或者白籽的内部生长纹或者包裹物特征。因此，不管是翡翠西瓜还是翡翠甜瓜，两者都不是真正的翡翠。而具备西瓜肉特征的红色系宝石只有粉红碧玺。

翡翠西瓜材质或是粉红色碧玺

记者：就是说，慈禧翡翠西瓜的真正材质应是享有“宝石变色龙”之美誉的碧玺？

王春云：在自然界里，绿(青)皮红瓤的颜色组合特征只有双色碧玺才具备。这个绿(青)皮红瓤特征可以是碧玺晶体在平行晶体延长方向出现的不同色带，该色带可以是连续的同心环状，也可以是不连续的同心环状；同样，绿(青)皮红瓤特征也可以是碧玺晶体在垂直晶体延长方向出现的不同色带。同样，白皮粉瓤的颜色组合或者青皮黄瓤的颜色组合也是只有双色碧玺才具有的光学特征，只是组成颜色有些不同罢了。本来嘛，碧玺就是以颜色丰富华美、色彩变化多端著称，如果仔细划分的话，碧玺的颜色有一百多种之多，这一点使碧玺在自然界众多宝石之中拥有“宝石变色龙”的美称。

翡翠西瓜黑籽白丝的内部特征恰巧是碧玺晶体内部呈点状的黑色包裹体和沿晶体延长方向上出现的白色生长纹。同样，翡翠甜瓜黄籽或者白籽的内部特征，也是碧玺晶体内部呈点状的黄色包裹体或者白色包裹体。

《爱月轩笔记》的成书时代大约是慈禧太后死时的1908年前后，这说明“翡翠西瓜”、“翡翠甜瓜”是清代宫廷对于具备这种特殊光学特征的碧玺的专有称呼。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宝石学教材和宝石学论文资料也将这种绿皮红瓤或者绿皮粉瓤的碧玺直接命名为“西瓜碧玺”(watermelon tourmaline)。这大概是晚清一代清廷将进口美国的顶级双色组合的碧玺称为“西瓜”或者“甜瓜”的直接由来。

慈禧曾疯狂从美国购买碧玺

记者：假设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的材质真是碧玺，那货源来自何方？

王春云：根据美国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方面提供的碧玺贸易资料，从庚子事变后第二年的1902年到1908年慈禧归天这6年间，慈禧太后几乎每年都让宫廷造办处到美国圣地亚哥采购几吨各色碧玺，其中尤以粉红色碧玺居多，到1911年清朝寿终正寝之际，总的采购量达到120吨之巨！因此，可以说慈禧太后所用的数量十分庞大的碧玺几乎全部自美国加州进口。

慈禧太后采购美国碧玺大部分都是通过驰名世界的蒂凡尼公司进行的，碧玺宝石也大部经过了蒂凡尼公司的宝石学家J.L。坦纶博姆的鉴定。翡翠西瓜所特有的双色组合当时几乎只有圣地亚哥的碧玺矿才具备。所以毫无疑问，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来自美国圣地亚哥。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梅萨平原的伊巴拉雅碧玺矿，在19世纪末期即已闻名于世。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伊巴拉雅矿开采出来的大部分碧玺都出口到了中国，供慈禧太后的宫廷享用。随着满清王朝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王朝的奢侈生活也到此画上了句号。其结果是伊巴拉雅矿的碧玺产品因为中国市场告吹而滞销，该矿被迫关闭。一直到最近，该矿才被重新开发。

记者：我们知道，您关于清代以前历史文献记载的“翡翠”都与缅甸玉石无关的学术结论、“翡翠”概念开始指称缅甸玉石发生在清代早期的学术成果已被国内外学者认可，但现在您却认为“翡翠西瓜”概念出现在清末。这样的结论是否与您过往的理论有矛盾呢？

王春云：清末称双色碧玺为“翡翠西瓜”，看似与清代起翡翠概念指称缅甸玉石的学术结论有矛盾，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的翡翠玉石概念直接来源于翡翠鸟的红、绿双色羽毛，而双色碧玺的颜色与翡翠鸟羽的红、绿颜色非常神似。此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一直到清代末年才传入中国，而中国历史上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一直是存有疑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偶尔出现“翡翠西瓜”这样的异类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广东出产的端砚中翠绿色的斑点仍然被人们称为“翡翠”，安徽出产的歙砚中的翠绿色饰点也被人们称为“翡翠”。这些都说明，即使“翡翠”概念从清代初期正式完成从指鸟(羽)到指缅甸玉石的词义转变，开始被人们明确指称为来自缅甸的绿色翡翠，但该概念也可被人们宽泛地用来称呼其他绿色的美石甚至砚石。

被盗——

众所周知，身处乱世的流氓将军孙殿英于1928年逮着了一个机会，贼胆包天地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慈禧太后墓葬的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克诚等著的《东陵盗宝》收录了佚名于1928年所写的“东陵劫”文章，文章描述翡翠西瓜大小为“圆径六寸”——“见棺内有翡翠西瓜两个，大为圆径六寸，其色泽与真者无殊，知为稀世珍品，即双手各托其一。”

此外，民国政府派出的东陵盗案调查官刘禺生于1946年发表《世载堂杂忆·清陵被劫记》，如此描述亲自参加过盗陵的某连长的盗陵经过：“霞光均由棺内所藏珠宝中出，乃先将棺内四角所置四大西瓜取出，瓜皆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作黑色，霞光由切开处放出。”这里述及翡翠西瓜有四个，王春云估计这可能是把其中的两个翡翠甜瓜也算上了。从这一点也可推论，翡翠甜瓜其实质与翡翠西瓜是一样的，只是颜色组合略有变化而已。

以上证明，正是孙殿英的暴行直接导致了翡翠西瓜被盗。

估价——

《爱月轩笔记》在孙殿英盗宝前已经在北京古董圈内流传了，因为1928年前古董商已经给翡翠西瓜估了价。

畴隐居士称：1928年，翡翠西瓜二枚估价约值白银二百二十万两，翡翠甜瓜四枚约值白银六十万两。“但这两个估价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时则大幅升值，分别变成了白银五百万两和六百万两。”王春云说，“我认为，以白银估价应该具有相对的货币价值稳定性。经过短短15年，白银估价跳升10倍，这是违背市场客观规律的，所以民国时期古董家赵汝珍给出的版本是不可信的，而畴隐居士的版本则是可以接受的。”

以现在1盎司白银国际市场价39.03美元计，民国时期一个翡翠西瓜平均估价相当现钞约5000万美元，一个翡翠甜瓜平均估价相当现钞约700万美元。考虑到现在白银价格已经徘徊在历史高位，所以这个现代估价有点偏高。如果打个5折，让白银价格回到三年前的水平，则慈禧太后翡翠西瓜的现代估价约为2500万美元，翡翠甜瓜的现代估价约为350万美元，这与当今国际珠宝市场的价格大致还是八九不离十的。因此王春云说，“翡翠西瓜是真正价值连城的珍宝。”

归宿——

有媒体近期报道过翡翠西瓜流落美国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的费城博物馆，忽然展出了一批东陵失窃的中国文物。令人惊奇的是，那对沉寂了将近七十年的翡翠西瓜也意外地出现在了展台上，一时间，中外舆论一片惊叹之声。”文章连翡翠西瓜是何宝物都没交代清楚，所以王春云认为这个报道可信度不高。

说到翡翠西瓜现在可能的归宿，我们就要追溯到东陵盗宝的始作俑者——孙殿英，毕竟解铃还是系铃人嘛。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1979年写成的回忆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文强记录的是1943年在太行山上他与孙殿英的一段对话：“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历史记载。“但应该注意的是：孙殿英送给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只有一个翡翠西瓜。而我们知道的是：孙殿英盗掘皇陵发现的应该是两个翡翠西瓜和四个翡翠甜瓜。所以，新的科学发现还有待于后世学人的努力。”王春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