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琉璃基本是手工制作，元朝时已经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影响。元定都北京后，在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先后建立了许多琉璃作坊，主要供皇宫建筑使用。清康熙年间，皇帝命工部在琉璃厂设置御厂，派官监制料器和琉璃制品，专供内宫玩赏和使用。据传，乾隆初年，御厂胡姓总监，以善造料器著称，以精白料做胎，吹成花瓶、烟壶、盘碗，其胎型极薄，外画珐琅釉彩，这些做工精巧、绘画细腻的作品，后人称之为官窑“古月轩”，为稀世珍品。后因琉璃谐音接近流离失所，不吉利，故改称“宫料”或“御琉璃”。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觉得“宫料”一词是说明专为皇上皇宫供奉的，不合时代精神，故又改称料器。

所以，料器是真正的传统古琉璃，也是古代宫廷的代表性艺术之一。那么，北京料器究竟具有怎样的艺术魅力？如今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料器的制作，要求在喷灯的火焰中即兴加工，作品水准如何全靠制作人的经验和手艺，因此也被称为火中的雕塑。

料器的原料，是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硅酸盐及其他金属氧化物等，将它们经高温熔化，拔成各种规格的料棍，再用料棍在灯上烧软，手工加工成料器。

料器产品的造型，主要在灯工。艺人用各色料棍在灯火上烧烤，待软化后迅速捏塑，使用简单的小工具时而拉，时而粘，有时用剪子铰，有时用镊子拽，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作品。和琉璃比较，料器没有底胎，是艺人在火中一次加工完成的即兴之作，所以难度较大。而且料器熔点比较低，比重大，颜色多而鲜艳，品种丰富多彩，有透明的料兽、挂屏、烟具、盆景、花鸟鱼虫，还有戒指、帽花、料珠等，造型生动，其中料器鸟兽采用传统技艺仿制成玉石、翡翠、玛瑙、珊瑚等，颜色逼真，具有独特风格和韵味。

最早，料器艺人操作时，用食用植物油灯和灯芯草油灯。为了让灯火着得旺并改为横向燃烧，做活时必须嘴里叨个细玻璃管，从侧面向火苗吹气，来加温烧烤料棍，所以料器艺人得了个“吹料活儿的”俗称。至19世纪20年代末，改为用气筒打气，生产环境十分恶劣，而且浪费植物油。1965年，北京料器厂改用煤气喷灯进行生产，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料器的一个特点，就是除造型技法而外，一个关键性技术还在于配料，也就是料棍的制作配方。总体上说，料器和琉璃、玻璃一样都是硅酸盐及其他金属氧化物，但对于不同的作品，添加的金属氧化物是不同的，有时甚至要添加一些贵金属，如金、银等。

料器厂老艺人陈德海曾用料器材料仿制“唐三彩”“青铜器”等文物，其生动的造型和古朴逼真的质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制作出这种作品的前提是其用料的配制。现在世面上很难见到“古月轩”外画料器品种，就是因为现从事料器制作的人不掌握其用料配方及加工工艺，已经做不出来了，早期料器行业的精品也逐渐被人遗忘。

按照料器第七代传人刘宇、刘星的说法，由于料器创作是非常难的一门艺术，从学习料器到出师最少得四五年，而且它不像泥塑、面塑和玉器等，可以慢慢做、细细改。作为琉璃原料，料器在火中不能烧得时间太长，否则不是炸了，就是烧变形了，而且只要器物成型，就很难再修改。所谓火中求材不容易，创作出好的作品就更不容易了。

纯手工的制作工艺使得料器作品具有了独一性，而高难度的制作过程，也提升了这种工艺品的珍稀度。料器大师就是透过细腻娴熟的手工技艺，与创作者的巧思，将中国的文化风韵，通过琉璃材质的光泽、多彩、柔媚和神秘体现出来。

现代玻璃艺术的概念是一个西方视角，如强调15世纪以来，诸如威尼斯这样的欧洲著名玻璃生产基地的审美方式。那里以玻璃器皿质地纯净、堪与天然水晶媲美著称。因此，这些玻璃艺术又叫做人造水晶艺术。这类玻璃，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施华洛世奇，他们可以把玻璃烧得很纯净，然后做成各种切面，形成各种造型美观的饰品。

西方玻璃和东方玻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中成分的不同。西方玻璃一般掺了大量的钠、钙，钠钙玻璃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纯净、亮丽，很透净，这些玻璃作品也就特别亮，纯净度高。

前几年兴起的，以台湾为代表的琉璃工艺品，则是以高级工艺美术玻璃加入中国琉璃元素所形成。其制作过程，主要是用失蜡铸造法铸造而成。但台湾琉璃，严格说起来，并非中国传统琉璃，而是纯玻璃艺术。

作为纯玻璃艺术，其使用的玻璃，融化温度很高，达到1700摄氏度以上，操作温度也在1300~1400摄氏度。要形成这种温度，一般都要用到熔炉。熔炉的使用，使得纯玻璃艺术可以制作非常大的器形。台湾琉璃的各种鲜艳颜色，则是掺入了金属离子所形成的。

反观中国传统琉璃，从古至今一直多以类似瓷器、陶器、玉器的面目出现，像唐三彩、故宫的琉璃瓦、北海的九龙壁、古人头上的帽饰、剑上的装饰等。因为中国传统琉璃，其实质是由硅酸盐、坩子土、氧化铅等形成的一种釉料，即低温铅釉，具有融化温度低、色彩丰富等特点。而这些特点，都在北京料器当中体现了出来。

北京料器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表明了其在中国传统琉璃工艺基础上的继承关系。而关于北京料器工艺的发展历史，却有着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方说，北京料器历经元、明、清三代发展，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坊间认可的料器祖师爷，却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一位落第秀才张琨。

据说，张琨无意间捡到半个残破的琉璃手镯，因为好奇拿在手中把玩，后来发现这块琉璃能在火中融化变软，便一时兴起用这半个手镯做成了几颗珠子，这几颗珠子颜色像玉一样，颇为好看，于是就拿到首饰市场去碰运气，没想到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此后他便成立了料器作坊，开始制作这种手工艺品。这位落第秀才也就被尊为北京料器的第一代祖师爷。

在第一代祖师爷期间，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料器作坊，至第四五代传人，则是北京料器最为辉煌的阶段。北京民间艺人赵九皋1930年与人合伙在花市开设了“四义公号”化料作坊，专制料棍，结束了北京料器必须“广料”和“洋料”的历史。同年北京料器艺人蒋文亮(蒋二)在花市一带开设“志源号”料器作坊，汪福开设了“长丰号”料器作坊，并广收艺徒。经几十年的发展竞争，在花市一带逐渐形成了蒋、汪、赵、岳四大门派。以蒋文亮、蒋文魁为代表的蒋家门以做工细、活全著称，特别以做料花更技高一筹。汪家门的创始人汪福长，以做鸟兽最有名；赵家门的掌门人是赵九皋，以生产料石的花瓣为特长；后起之秀岳家门的岳子元，是集产销于一身的行家。在四大门派中，属蒋家门的徒弟最多。

料器行业中唯一被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老艺人陈德海12岁起便随其姐夫——蒋家门出身的老艺人高延山学艺，20岁时便以料器活儿精细而在北京料器行中初露艺术才华，在东安市场自产自销十余种料器产品。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公私合营制，北京料器艺人被集中在一起，成立了北京料器厂，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解决燃料、规模、工艺等问题。北京料器厂成立以后，陈德海也进了厂。在国家的关怀之下，第五代料器传人也做出了很多精品。不过，当时的料器还是全部出口销售。北京料器厂曾经是北京的一个创汇大户，每年都能给国家换取大量外汇，很多国家的元首到北京参观，都对料器艺术赞不绝口。

改革开放后，工艺品不再是国家的外汇依靠，而对于国内市场来说，相关消费也并没有跟上，因此，第五代料器艺人大都选择了改行，一些精湛的料器手艺也就此搁浅。如今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北京料器大师，当属第六代传人邢兰香。

邢兰香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从事料器行业48年，被评为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是中国目前唯一获得大师称号的料器艺术家，也是这一代里仅存的一位大师。

邢兰香大师能保存这份技艺，也与偶然的机缘有关。那就是在邢兰香退休之后，美国一家公司的老板看好料器，把她聘请为该公司的艺术总监。2003年，出于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百工坊，对各种北京传统手工艺术进行了集中保护。在寻找料器传承人的时候也只找到了邢兰香一人。今天，在邢大师之后，她的儿子刘星与刘宇成为了新的接力者，成为北京料器的第七代传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的努力，北京料器也许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实际上，北京料器并非没有市场。当它们漂洋过海，参加国外展览的时候，德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参观者，都给予这种手工艺品极高的评价。而三位传承人，也在探索北京料器的更高表现方式。

正如刘宇所说：“现在很多东西一旦被工业化以后，就会泛滥成灾，我们不愿意看到北京料器被糟蹋了，因此要呈现最高的技术，做一件是一件，造就独一无二的品质。我们现在设计的作品，今天为止还无人能仿。”

然而，北京料器发展遇到的困难也是现实的，比如说，料器的学徒难找。学习制作料器需要四五年时间，这一阶段不仅没有收入，还会消费大量的材料和燃料，要往里垫钱。当年邢兰香这一代大师，是公有制企业花费大量原材料培养出来的。

刘宇回忆说：“我就是在北京料器厂长大的。小时候我们最爱玩的地方就是料器山，那些工人做废了的材料都堆积成了山，由此你能想象出当时做料器是多么大的一个规模。”

可是在今天，甚至连加工制作料器的原材料都已经成了问题。随着北京料器厂的倒闭，北京料器的关键技术——原料配制，也随之“倒闭”，配方失落。现在百工坊邢兰香师傅的用料都是从通县农民手中购买，原料质量达不到设计制作者的要求，不能实现根据作品需要去配料。所以要想不让北京料器就此淹没，收集散落的原料器厂研制的用料配方，建立一个配料车间，才是真正能解决北京料器问题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