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自古为我“西南夷”，秦称朱波，汉为掸国，唐称骠国，宋为蒲甘，历来遣史入贡皆有史籍可考。根据资治通鉴(汉记十一)，在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81年)，四川的竹杖和细布便经由云南、缅甸转运至印度、中亚和罗马帝国。后汉书(西南夷传)，撢国国王雍由调于东汉年间(公元97、120、131年)，先后三次遣使至中国通好，并获授“汉大都尉”官衔，双方互赠珍贵礼物。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也有关于德宗贞元年间(公元802年)，骠国遣使献乐于唐的记载，白居易、元稹并各有“骠国乐”一首，以述其详。宋真宗本记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五月，蒲仆国遣使来贡”。

宋史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有“缅入贡，盖举其国”、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有“蒲甘入贡”等语。而缅甸琉璃宫史，蒲甘王朝(公元1044－1287)国王阿奴律佗在宋朝时为求佛牙曾亲自到云南大理访问，受到大理地方政府隆重接待。可见中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艺术的交流渊源久远，而民间商买贾穿梭于这条“西南丝路”古道，将中国名贵的物产，如丝绸、布匹、瓷器、漆器、茶叶等运往缅甸、印度，再换回当地的珍珠宝石、翡翠琉璃等稀罕珍品，其盛况可以想见。

缅甸孟拱的玉石矿，地处偏远山区，蛮烟瘴雨，人迹罕至，一直鲜为人知，有文字纪录的显示大约在十三世纪初，相当于宋朝，被一位云南小贩所发现。公元963年(宋初)有纪录显示一商队由云南运了五百担未经切割的玉石到北京，同时中国人在十三世纪时，在缅甸北部发现位于孟拱的辉玉矿。又缅甸通鉴一书中提到发现孟拱玉石的经过时，引用英国人伯乡氏着“缅甸玉石贸易”所述：“据在中国领事馆服务的瓦利氏调查所得，北缅的玉石矿，系云南小商人发现，约在十三世纪初的时候，他驮货过孟拱，有一只背篮大象，拾取圆石随地加上，抵家抛之地面，触石而裂为二，遂发现光彩灿烂之玉石”。另英人斯柯特爵士在“缅甸玉石开采”的书中亦说：“光泽可爱的缅甸玉石，女士们用来装饰美观，那完全得力于玉石的发现人，一个云南的小贩，大约在十三世纪初，他于无意中发现了北缅的玉石。

根据上述各资料，中南半岛、云贵地区使用硬玉为装的年代很早，而云南地区早期确有硬玉原矿，而缅甸北部早期又属于中国云南，该地区硬玉属的玉材进入中原的时间可能远较有史可稽的宋期(公元960－1279)为早，但因为不受重视，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直到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1795年)平定西南地区的十八世纪以后，翡翠才正式大量开采。宋相欧阳修在其所著的“归田录”中，曾经记载：“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在颖川时，以示僚属，坐有真宗朝老内邓保吉者识之，日：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欧阳修为宋代名相，连他也不认识翡翠，内臣邓保吉所见，也不过是一只翡翠盏而已，可见宋朝，翡翠传入中国的并不多见。

至到明代(公元1368－1644)，对于有关翡翠记载的也不多，谢坤着金玉琐碎中，有“翡翠螳螂”一段，说：“余有螳螂一枚，头颈翅爪，碧色通透，惟肚腹上红下白，红色者，翡也，白色者，质也，甚巧可爱。”清姜绍著书韵石斋笔谈，也有一段记载：“青邱谓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砚，与此杯(指一碧玉杯)同色，磨之以金，霏之成屑，如砚中墨渖。先君所遗，世固稀有，惜未携来与君辈玩之。”历代的记载中，对翡翠的描述均只有片段，清乾隆皇帝咏玉诗颇多，而不及翡翠，可见在清乾隆以前，翡翠还是一种罕见之物。

翡翠由于硬度高，色泽美丽，经过琢磨后，呈现透明质地、娇滴晶莹的风貌，深获世人喜爱，但因为材质稀有，价格昂贵，往往被用作玉雕作品。一位匠心独具的巧匠能将一块璞石，从造型色泽及雕工上，以绝妙的创意来表现艺术，使其升华至无价的美玉，勘称是智慧与自然最完美的结合。清朝自康熙(公元1662－1722年)中期以后，国力稳定，民生富足，艺术水平提升，精品佳作应运而生，至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5年)臻至巅蜂，收尽天下奇珍异宝，以为御用，翡翠玉雕于是跻身奇珍异宝行列，与和阗玉，痕都斯坦玉并驾齐驱。

到了光绪(公元1874－1908年)时期，慈禧太后独钟情翡翠，使其身价大幅跃升，无论是皇亲贵族或文人雅士皆竞相佩戴或收藏，以显耀其身份地位。可惜清末国力衰败，外强入侵，北京遭到英法联军(公元1859年)及八国联军(公元1900年两次攻打，宫中珍宝部份于烽火战乱中被洗劫，至今流落海外下落不明，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无不感叹文物的保护必须仰赖国力的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