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的戏画并非戏曲舞台的忠实记录，关良所做的是将戏曲与书画相融合后的艺术提炼与概括，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写意”精神。这种写意 精神正如戏曲表演中的舞台布景，不会出现写实而繁琐的道具，主要是依靠戏曲中角色的表演与身段动作来引领观众走进剧情，关良的戏画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简”发挥到了极致。

好友郭沫若便对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推崇备至，1942年，关良在内地的首次个展在成都举办，这也是他水墨戏曲人物画的首次大量面世，当时很多观 众还无法接受欣赏这种新的题材与表现方式，但是郭沫若却给他大力的赞赏与支持，他将关良参展的几十张戏曲人物画一一题了词，还将他的画作推介给茅盾、老 舍、叶圣陶等文化界名人。

关良的写意戏曲人物画扛起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坛一面独特的大旗，且行且探，且探且行。他没有像徐悲鸿那样提倡现实主义喊出“改良中国画”的豪 言壮语，也没像黄宾虹那般的笔墨锤炼。他所有的只是一颗不停跳动的心，一个不向世俗潮流屈服的灵魂。20世纪的中国画坛也正是因为有了关良的存在，人物画 的面貌才会多了一种面貌，多了一种特质。

“得意忘形” 拍场走俏

在2015年上海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关良的一幅《钟馗图》估价40万至60万元，成交价为115万元。虽然在关良作品的拍卖中，这并不算什么高价，但是因为其买家是刘益谦而备受市场的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关良作品迎来了最为风光的一年。特别是在上海明轩的拍卖会上，关良在1978年创作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估价350 万至500万元，成交价为1552.5万元。而在今年的1月13日，关良从上世纪40年代到1986年逝世前的作品100余件，涵盖戏剧人物油画等等。然 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良的作品并不受到市场热捧，像1994年他的《金玉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32万元成交；1997年《孙悟空大闹天宫》 手卷在上海拍卖行秋拍会上以7.9万元成交，这已经是当时关良中国画作品的最高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关良从一位拍卖市场上的二线画家，一下子成为了 顶级藏家追捧的对象。这个过程，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梅兰芳写过一篇《漫谈戏曲画》，其中有一段话专论关良：“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 “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对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更加赞不绝口。在他看来，画戏的还没有一个人像关良这么“懂行”的，他常说：“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 神。”然而，对于许多的收藏者来说，却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对于关良作品的研究，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个案，像林风眠、吴冠中等名家的作品，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 段时间，特别是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关注的。

在2014年上海天衡的秋拍中，关良的《戏剧人物卷》手卷，以408.25万元成交。此卷中每个人物都是先生斟酌再三，沉着落笔而成。全画包含 着画家一贯的笔墨特性和笔情墨趣，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因其风格鲜明，独具特色，成为中国画坛极具创意与审美意味的经典。他把西画表现主义与国画写意精神结合 得天衣无缝，因此在20世纪的国画创新领域独树一帜。

有人曾说，关良的戏剧人物，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陈大羽的鸡，都是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大家并不是以形取胜，更多地还是在于意。正所谓“得意忘形”，而关良作品的受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