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隆南巡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朝廷正式的说法是视察河海的工程，洞察民情，改善民生。可是每次巡视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难免朝野非议。所以乾隆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摆出一付亲民节俭的模样。从文献中看，乾隆本人对过度的奢华是不赞同的。他给各地封疆大臣发圣旨，强调不要花费民资，搞排场。

玉玺上刻的第二首诗《大观堂叠旧作韵》，是两年之后，乾隆第四次南巡时所写，用了上一首诗的韵脚，内容也几乎一致：“南廵重莅止，宁为恣娱观。展也必由义，乐兮敢涉盘。何来此有觉，恧若未遑安。益励甄心戒，深防适已欢。余闲聊可弃，精蕴亦因殚。在上思羲象，夔夔祗见难。”

到了他第五次南巡时，时间又过了十五年，乾隆皇帝这时已步入暮年，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早些年单纯的自责自戒，开始有了很强的天下为吾家、万民为吾民的君权思想，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修养甚为自得。这些都反映到了另外两首刻在玉玺上的诗。其一是《题大观堂》：“大观玩象羲经示，设教省方义最该。必有休民敷政化，宁因适已事徘徊。神心契处忘今昔，天下为家那去来。理万几余得清暇，拈毫也觉畅吟材。”其二是《再题大观堂》：“渡江北上此维舟，信宿仍教两日留。花事南邦未云谢，树阴夏院已加稠。观民观我中心忖，曰旦曰明逝水流。一再题吟泐斋壁，自思结习可忘不。”这两首诗都作于庚子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给自己写的诗加了说明：“近诗有观民观我生之句，意以民心向背，民风善恶，民生治乱，皆应观已之所行，有以致之，是为君民一体，详见前按”；“予意九五为君象，君与民原一体。民之治乱，系君之得失休戚本相关，未有民失其生而君得安其生者，详见昨题大观堂诗按语。”

从“大观堂宝”玉玺的制作特征和上面选刻的御制诗，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枚玉玺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在第五次南巡之后不久；可能就是扬州当地的玉工名师特意精心刻制而成。印文篆书圆润流畅，印台上的御题诗为工整楷体，笔划纤细秀雅，中填赤金。从印文出现的少见程度判断，这枚印刻制好后，应该是留在天宁寺行宫大观堂内保存。

乾隆第五次南巡是他所有南巡之中最重要的、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当属在途中接到留京大臣驰报皇曾孙奕纯得五代元孙之喜，还有就是扬州大观堂御书楼文汇阁的建成。

满清入关，一项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中华文化的正宗继承者，为此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康熙和雍正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在位期间一项很重大的文化工程就是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由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召集了三千六百多文人学者，还有三千八百抄写人员，费时九年方成。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乾隆还建造了七座皇家御书楼：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北四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合称“南三阁”。开始，御书楼中贮分颁《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七部，七座御书楼于是各藏抄本一部。

在大观堂文汇阁中贮放《四库全书》，对乾隆来说意义重大。他亲自给大观堂和御书楼题书匾额对联，还对放置书籍的架子加以过问，并写下了《文汇阁》《文汇阁迭庚子韵》《再题文汇阁》等诗。

作为江南的经济和文化重镇，扬州的中国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文人和艺术家的集聚之地。《四库全书》中的不少抄本都是扬州的文人雅士给朝廷提供的。所以在文汇阁放置一套《四库全书》，一是要表示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同时也是清王朝对南方文治的威慑力的象征。乾隆皇帝对扬州的喜爱，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应该还含有个人的成分。乾隆对江南风景的爱恋无时不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每日写下的诗章里。可是，在乾隆完成了他第六次南巡之后，决定不再巡幸扬州。他在扬州行宫的快乐时光，连同这枚“大观堂宝”玉玺，一起被封存入常年闲置的高阁。更为悲剧的是，六十年后，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陷扬州，大观堂和文汇阁毁于一旦。御书楼里的万卷藏书大都化为灰烬，皇家行宫玉玺也不知所终。当年的江南繁华都市与人文胜景成为断壁残垣。国家动乱，文物遭殃。哀哉！

跟乾隆皇帝南巡有关的文物本应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却十分罕见。现在，当我们有幸重新发现这枚流落海外而得以幸存的“大观堂宝”，手捧玉玺，看着印面上依稀可见的朱砂印泥，细读印台四面錾刻的乾隆皇帝御题诗，感叹之余，也唤醒了那段沉睡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