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致张学良信札（之一）。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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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 尺牍特点

根据文化学者郑诗亮在《尺牍浅说》中的梳理，尺牍从春秋战国流传到晚清民国的过程中，具有其不同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尺牍往来多属公事性质，涉及政治军事要务，内容以论说为主，较少掺杂个人的感情成分。等到秦朝以后，私人性质的尺牍越来越流行。东西两汉，留下了不少名作，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李陵《答苏武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进入文体自觉时代，尺牍的风格为之一变。一派借助方兴未艾的骈文，或描摹山水，或申说事理。前者的代表是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吴均《与朱元思书》。后者的代表则是丘迟《与陈伯之书》和徐陵《与杨愔书》。另一派则意气娴雅，行文信笔所至，情趣盎然。如曹丕《与群臣论粳稻书》。

及至唐宋，尺牍的范围逐渐变窄了。一方面，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日常书信当载道的文章来作，豪气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黄庭坚致力于尺牍，写得既多且好，而且首次将尺牍编入自家文集中。这样一来，苏黄二人的短简小札，就成了后世尺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