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6 海淀区向阳村金墓出土的钧窑盘

海淀区向阳村金墓出土的钧窑盘1件，平折沿，尖圆唇，浅腹，腹壁斜直，大平底，环形圈足极矮。 赭褐色胎，胎质稍粗。天青色釉，施釉均匀。裹足支烧，足底留有5枚支钉痕迹，明显地表现出了满釉支烧的工艺。口径18.6、足径12.1、通高2.4厘米（图16）。

小结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首先，北京金墓中出土的瓷器大多数是由中原和南方地区窑场输入的产品，而本地区的产品随着以龙泉务窑为代表的窑场的衰落而逐渐减少。金墓中“输入型”瓷器在种类和数量等方面， 均已远远超过了北京辽墓中的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陵王迁都后，北京在北方政权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其次，北京金墓中发现的瓷器大多数生产于金朝疆域之中，这与当时北方地区的几大瓷窑体系，如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等已纳入女真贵族统治范围之内，在金朝境内的销售和流通更为顺畅、普遍、活跃等原因密切相关。比较之下，南方窑场的产品，如景德镇诸窑生产的青白瓷，在辽朝晚期已经进入了北京地区，但是直到金代发现的数量仍旧很少，这与整个金朝境内墓葬中随葬瓷器的状况相一致，表明在宋金战争以及政权间相对和平时期，南方窑场的产品在北京地区（甚至北方地区）的流通量和竞争力非常有限。

再次，在各窑场的产品之中，以定窑瓷器的数量最多、器类最为丰富。这些定瓷以制作较为精致的白釉为主，罐、瓶、执壶、盒等器物多为素面，而盘、碗、碟等器物则常见刻花、印花等装饰。金墓中随葬定窑瓷器，沿袭了辽代晚期墓葬的丧葬传统，也证明了金代定窑繁盛局面的形成是在北宋晚期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再次，北京金墓中出土耀州窑、磁州窑等窑场产品的数量不多，但是绝大多数在制作、釉色等方面均属上乘。以耀州窑产品为例，耀瓷早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就已流播至北京地区，当时仅有青釉器物，且在辽代晚期有所中断。北京金墓中的耀瓷不仅有青釉，还发现了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月白釉，反映了耀州窑在划入金朝版图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最后，北京金墓中出土的临汝窑、钧窑瓷器从工艺特征来看为北宋晚期的产品，随葬于金代墓葬之中，应与女真人多次侵宋、大肆掠夺中原财物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有关。而吕嗣延墓中出土的越窑八棱双系瓶，很可能与其家族早在辽代中期已成为幽燕地区的世家大族，且辽朝品官、显贵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喜好越窑瓷器的风尚有着一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