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本来是储藏在山洞里，只有一间小陈列室，后来在台北外双溪盖了一座新的博物院，慢慢又扩展了两次，空间越来越大，展览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全世界的印刷术也带动了画册的大量发行，而且品质越来越好。有的可以直接从影印本的图录上去学习临摹。

这次北京故宫为了庆祝90周年特别举办了《石渠宝笈》的研讨会和展览，把历代名画、书法选出一部分，像《清明上河图》、《伯远帖》、《展子虔游春图》、《五牛图》、《冯承素摹兰亭序贴卷》以及其他历代经过清宫收藏的书画名迹。清代皇帝乾隆和嘉庆两人先后编着了《石渠宝笈》着录，凡是编入这些书的绘画、书法，都盖有清宫的收藏印。过去我们觉得清宫的收藏印盖得太多，破坏画面。可是现在绘画市场越来越热络，大家特别注重清宫曾经收藏过的，盖过章的、有很多印的，甚至于有乾隆题跋的书画，这些画价格就高起来。

记者：有收藏印和题跋就能保证是真迹吗？据说《石渠宝笈》着录的书画也未必一定就是真迹。

傅申：我在台北上书画鉴赏课，直接在故宫的展览室里。上课的时候我们讨论，有时候外地的观众很好奇，过来问学生：“你们在讨论什么？”学生告诉他我们在讨论真假问题。可是一般人认为，故宫的东西都是国宝，哪有真假问题？其实，故宫的收藏有一部分是历代宫廷里传下来的。蒙古人军队攻陷南宋都城临安（浙江杭州）时，政府下令，军队占领临安之后，宫廷的收藏不能破坏，好好保存。元朝接收了南宋的收藏，因此清宫收藏的一部分是从南宋经元、明两朝传下来的。另外，每个朝代有增加新的藏品。过去没有系统的收藏，大部分都是进贡。皇帝、皇太后生日，知道皇帝的爱好，特别是康熙、乾隆时代，大臣们为了拍马屁送上来很多书画。这些书画可能花了很多银子，可送上来的人也不是专家，也许是在民间古董店里买的。当然也有一些士大夫，本人擅书画，精于鉴赏。清代有一个高官叫高士奇，他进贡了很多东西，但私人有个记录（《江村书画目》、《江村销夏录》），记载了某些次等的书画送给皇帝，好的留下来自己收藏。后来乾隆皇帝发现高士奇这本目录，竟然把次品赝品进贡上来，所以他对高士奇很不爽。可是像高士奇这样懂得书画的人很少。古时候又没有印刷品，研究起来很困难，也没有专门成立古画鉴别的学科。20世纪后期，慢慢地各大学校成立美术史系，才开始有了鉴定的科目。到了21世纪，尤其是配合拍卖，需要很多鉴定的人才。中国大陆“文革”以后开始整理收藏，各大博物馆的藏品都需要鉴定研究，全国的“鉴定小组”张珩、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启功、刘九庵、傅熹年那七个人，到全国各地去看书画。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学者专家，由他们定出一个大概，但是有的小画家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整理研究，所以他们的意见，现在还有人在商榷。

就像《清明上河图》究竟是画的什么题材？大家公认这是北宋末年的一张画，但这是张择端唯一的一件作品，没有其他作品可以比对，完全靠后面的题跋认定是张择端画的。还有所画的季节，什么叫“清明上河图”？是清明扫墓时节吗？还是只是说在春天天气好的时候，天清气朗的承平时代？它的内容究竟描绘的什么？学者之间还有争论和进一步的诠释。每个人看一幅画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根据他自己研究的方向和经验去发现和引申。

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是很不透彻的。比如你跟我第一次见到，可是我十年前的样子也不是现在的样子，你看到我十年前的照片也不一定能认出现在的我。所以鉴定很麻烦。鉴定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画是什么样子，生病的时候画是什么样子，精神好的时候画是什么样子，创作力特别旺盛的时候画是什么样子，都不一样的。将一个人的创作从年轻到成熟到衰老，都要了解是不容易的。比如刚才说的《清明上河图》，我们不太知道作者为什么要画这张画？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自己又没有留下记录，所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