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庵先生1998年参加中央美院书画鉴定研究生答辩

60年代中，先生与张珩、谢稚柳二先生赴北方四省市鉴定书画。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即使专家用餐，每餐必配以地瓜干。为照顾同行专家，先生每餐只以地瓜干果腹，为的是省下细粮让给其他专家。7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收到一批古书画，先生每天参加鉴定，亲自书写单据。期间，谢稚柳先生来京，先生忽换上中山装，当时也算得上是礼服，陪谢老一起阅看书画。每开卷，先生必亲执卷，仔细聆听谢老的品鉴，其神情有如学生对待老师。当时我颇感不解，久之，便明白了先生的为人。90年代初，我陪先生赴上海。那时先生已年届八旬，摔断了大腿，手术后刚刚痊愈，手扶拐杖，步履蹒跚，每每需人在旁扶持。几天忙碌下来，一天晚饭后，先生要去看望一到上海就准备去看的老友谢稚柳先生。看到先生那副样子，我几次劝阻不成，还是扶持先生步行去谢老家。谢老询及《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的出版情况，屡加称赏之馀，赞以“不是抄书”。谢老与刘老同是两度参加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的成员，比他人更深知《年表》一书凝成的甘苦。他们相见时那种溢于言表的亲热之情，相互敬重的神态，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刘老为人不爽约，在大雪天外出，为某博物馆鉴阅书画，不幸因路滑而摔断腿，他对我回忆起说，摔倒后已不能起来，自己将腿摆正，随之大腿又瘫向一边，最后靠路人帮助进了医院。事后，家人免不了埋怨，我也从旁劝解，刘老却自有道理，说有人来找，必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此其一；能多看一些书画，不仅自己多些见识，又可以讲给年轻人听，因为年轻人不可能有这样多的机会，此其二。语气斩钉截铁，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是这条残疾的伤腿，不知拖累了先生晚年多少欲做的事。

在师从先生的后辈晚生中，我是时间最长，获益最多的一个。记得初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即与先生同在一个业务组，得以随时请教。一次我向先生请教，先生一时未答，不料次日一上班，先生即拿出一篇工楷抄录的所查资料给我，问题释然，我为先生对后进者的关切所感动。今年春，先生初发脑溢血，语言中枢障碍，每探望先生于病榻，先生只能以笔交谈。我通过研究馆员的资格评定后，便在探视时间去禀告先生，先生见我，急于坐起，握住我的手，面露喜色，示意索纸笔，颤抖中写下了 “职称，好! 好!好!”那样子，比他自己获得了一种殊荣还兴奋、喜悦。我想这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先生对所有后进者取得进步时内心的由衷欣慰。

先生逝矣，追忆先生生平，临文之际，感慨万千，庶能学得先生学识、人品、敬业精神于万一，做一个有用于事业之人，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