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读李后主的词能焕发出一种忧郁忧伤的情思来，艺术创作就是需要这样一种情思，这是内心的反映，在读诗词时能增加这种心情，这很重要。在个人生活中，难免遇到忧伤。比如说，1974年，我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插队到了天津宁河县，那时插队不是学农劳动，学一两个月还能回来，那可真是被抛到了那里，还能不能回到城市，是个未知数。那时你知道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谁也没想到今天的社会变得这么好，有了这么高的自由度。那时候只知道下乡之后就是苦力，能不能完成画画的愿望和理想，真是一个未知数。尽管那个时期，我们是如此刻苦，在劳动之余坚持画画，心中有未磨灭的理想，但是也真正体会到命运是个什么东西。有了宿命的体验，再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包括看电影读小说，都会很钟情于这样一种体验，最终会在审美选择上选择这样的类型。我表现女性的忧伤，也是当时我的心性的反映。

谈到生活和艺术的边界这一问题时，何家英说：“一个艺术家当然要生活在生活中，这就看用心没用心，用心就有艺术。常人常态的生活是惯常的，而艺术家的眼睛是审美的。中国画里很少把人物上升到精神性，而西画却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就找到了一个方向，人物画就是要画形象，画这个时代的人物的形象，而在技法上沿用中国画的技法，保留中国画的品质和写意性。《街道主任》就是活生生的并不漂亮的一个老太太，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之后逐渐才有了《山地》和《十九秋》等等人物画。”而这些画作与《春城无处不飞花》等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