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在《文房四谱》首次提出“文房四宝”，他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文房四谱》一书，“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南宋的赵希鹄是第一个将“文玩”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出来。他在《洞天清录》中把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都列入文玩序列。经过宋元的普及和拓展，文房清玩到了明代更加蓬勃。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将文玩分为13类，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之，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共12卷。明屠隆《文具雅编》也列举出43种文房附属用具来，如笔格、笔筒、笔洗之类。

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有不少其他辅助性用具。如纸怕风吹移动，就产生了“镇纸”；写字时怕手臂的汗沾到纸张，就有了“臂搁”；洗笔要有水盂，就产生了“笔洗”；磨墨要有水，就产生了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的“水注”；放印有印盒，搁砚有砚盒，搁墨有墨床，搁笔有笔架，还有笔筒、笔屏、印章等。这些用具，所用材料有竹、木、玉、石、陶、瓷、金、银、象牙、玳瑁、珐琅等多种，造型各异，雕琢精妙，可用可赏，故又称作“文玩”。这些各具功能的文房用具与“文房四宝”共同构成了文人笔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营造出高洁雅逸的书斋氛围，体现了古代读书人的生活品位。历代的文人墨客与文房用品相依相伴，他们将一方名砚视为镇室之宝，精墨惜为留下了许多关于他们与文房用品的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众多门类中，除书画、陶瓷、青铜器等成体系的藏品外，还收藏不少文房用品。此类文物的主要分为竹刻臂搁、笔筒、砚台、砚滴、墨块等五部分。其中，朱家济所捐献的明柳如是写经白端砚和宋高宗赐王安道抄手式端砚是难得的珍品。

宋高宗赐王安道抄手式端砚（见图），长17.2厘米，宽10厘米，高8厘米。1956年朱家济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砚面开斜通式砚池，砚背抄手高而深。端州猪肝冻石，石质细腻光滑，色泽温润。通体遍布鹧鸪纹，大小参差，错落有致。砚身一侧阴刻五行楷书铭文：“绍兴十九年十月辰臣安道伏蒙皇帝宠赐端砚一只，获叨大赐诚所谓千载一时之遇矣，传诸子孙彰示宠锡之重垂耀无穷荣于兹时，臣安道拜手稽首谨题。”王安道为高宗御医王继先长子。王继先得高宗贵宠，冠绝人臣，与秦桧夫人王氏结为干亲。1143年，王安道官至武泰军承宣使、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绍兴十九年（1149）正是王继先权盛之时，王安道因其而受高宗赏赐端砚。

端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齐名。诞生在唐代初期广东肇庆（古称端州）。古来已十分名贵，更因几大名坑砚材枯竭封坑，砚资源越来越少。汉族传统文化中的文房四宝，砚为其一。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尤以广东省端砚最为称著。端砚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而驰名于世，用端砚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好的端砚，无论是酷暑，或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古人有“呵气研墨”之说。

抄手砚，即是将砚的底部按一定规格凿空，形成前低后高的空间，前端和两侧留边相连，三边条形成砚足，平整着地，手可从后部插入，便于拿放。据说，此种形式为宋苏东坡所创。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