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邦博格出生在伯明翰的一个中部城市，为了表达对一种精力充沛的现代工业生活的意向，他创作了一系列画，减少了人像而多了一些机械形式。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这一切。1918年停战后，大卫·邦博格对画之前那种人与机械的关系的渴望彻底消失了。他希望减轻冲突造成的创伤，并试图在作品中将人与机械分离，回到自然， 直接从生活中去追求绘画。他在巴勒斯坦和西班牙呆了很长时间，画了一系列高度具象和细致观察的作品，如《望着斯高帕斯山的耶路撒冷》，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厚重的颜料和倾向明亮和乐观的色彩。这些风景画之后他开始了一系列高度个人化的研究，同样来自直接观察， 于是有了《自画像》，采用了与康斯太勃尔和米莱斯截然相反的方法，他试图通过凝视现实生活的表象来提高洞察力。但这样的凝视其实已经超越了表象，也超越了“普遍真理”对细节的细致描绘，而是努力去揭示一种“个人真理”， 通过这种方式，大卫·邦博格不再描绘外在现实，而是描绘了潜意识中的自己。

有趣的是，“伦敦画派”这个群体的画家大多是外籍人，这个团体还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培根的系列作品《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习作》与委拉斯贵支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有许多不同之处。委拉斯贵支的圣父画像描述了天主教红衣主教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背后是红色的窗帘。教皇表情严肃，似乎在思考着国家大事，描绘了一个被授予决策权力，可以左右他人人生的人。

然而对培根来说，除了主题相同，其他都改变了。教皇的红色长袍变成紫色， 幕布背景转被换成黑色条纹，圣父沉默凝视的表情变形为恐惧的尖叫。这首先是一幅关于人的画，然后才是官衔。对培根而言，官服不过是权力的外衣，当面对人的恐惧时，它一无所用。

对伦敦画派的超越

与培根和其圈子同期活跃在英国的还有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他在伦敦画派之外占有一席之地是有一些重要原因的。伦敦大部分画家都花几十年去完善个人风格，然后坚定地坚持， 霍克尼则不断变化着形式和主题， 与存在主义的真理相去甚远， 反而像是去对生命进行赞美。霍克尼出生在布拉德福德， 1963年，他搬到总是阳光普照和有性自由的加州洛杉矶，他对那的奢侈着迷。加州的游泳池，草坪洒水装置和淋浴，这一切远离了他成长经历中单调与贫困的战后英国， 激发了他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描绘水滴，他也在喜欢的同性恋杂志上找寻灵感。于是出现了将这些主题完美融合了的画《贝弗利山庄的沐浴男子》。霍克尼将封闭室内流动的水和一个来自运动模特协会摄影作品的裸体男性放在一起。将丙烯和灿烂的色彩应用在一个没有透视关系的二维平面内，他对这个沐浴的年轻人的描绘显露出肉欲之爱的意味，用技术来进行艺术创作让霍克尼感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可持续的痴迷。

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新一代的画家们开始了一种新的方向。如托尼·贝文、克里斯托弗·勒布伦和保拉·雷戈。尤其在雷戈的画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努力摆脱那些被英国画家着力表现的个人化的东西，这在他的《三联画》这张粉彩画中体现出来。它使人想起教堂的祭坛上的那种三联画。然而，传统教堂祭坛画描绘了十字架上的受难的耶稣，在雷戈的画中没有耶稣，有的却是在天主教看来正在上演的一幕弥天大罪。我们看到的是年轻女性与创伤经历做斗争所付出的努力，并且我们更倾向于去认同这些年轻妇女的痛苦。她们的痛苦也可以被隐喻为我们的痛苦。这种对个体痛苦的情感认同是自由思想的象征，人们不会再被教会和国家的说教洗脑。它使我们向自己发问：“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群策群力，去解决那些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痛苦，去促成一个更良性的社会环境？”通过这种方法，雷戈培养了一种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精神，直接地挑战了我们之前的观念。

虽然《两个使节》与《三联画》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最终都向我们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在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中，我们身处何地？”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