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

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⑨。 1963年5月，由《文汇报》发起，又掀起了批判“鬼戏”（李慧娘）的高潮。到同年年底和第2年6月，毛泽东又先后作了两个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⑩。

把事态说得如此严重，足以让文艺界心惊肉跳。事实也证明，这两个“批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兆，“文革”中一再批判的“17年文艺黑线”，直至停止各协会的工作，正是以这两个“批示”为根据的。

在“文革”前的17年中，美术领域相对而言比较平稳，没有出大乱子。在一系列政治批判中，还没有一个是起因于美术界的。然而，这种无休止的批判运动却一再把美术创作逼向粉饰现实、甘当政治奴婢的死胡同；这种远离学术轨道的政治斗争，对艺术家则是一种更为潜在的精神摧残，再加上“文革”中的肉体摧残，已不知置多少艺术家于死地。潘天寿在1966年七十寿辰时，还作诗倾吐肺腑之言：“笔砚永朝朝，流离真岁岁。七十年来何所得，古稀年始颂升平”⑾。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遭受长达五年之久的非人折磨，含冤离世。另一位在“文革”中饱经苦难的画家石鲁，在临终前更是黯然神伤：“我是不甘心的，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⑿。这与曾以《开国大典》闻名的董希文在弥留之际所说的话（“我想画的画还没有开始”）极为相似。问题还在于，这些画家都还是在17年中十分得志，且成就卓著，创造过许多足以代表这一时代的经典之作的画家，他们尚且如此抱憾，那些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得以施展的艺术家又该当如何感慨！那些整天挨批挨整的“运动员”艺术家又该作何感想！可见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如何之重要。然而，在建国30年中，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却一阵紧似一阵，让你喘不过气来。一个不断发出政治诘难的社会环境，给艺术家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心理灾难。一个在精神空间中无法得以伸展的时代，很难造就精神上的重大成果。而这一切，都为艺术家所亲历和见证。

30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叙事

在上述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艺术家变成了党的宣传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被指令去说自己不想说的违心话，去画自己不想画的画。因此在官方的主流艺术中，无法有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经验叙事”。作为“社会主义美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难以真实地表达与社会主义相关的经验。因此对这个特殊社会形态的经验叙事，只有到了有自由表达可能性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验叙事只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艺术中。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在与意识形态控制不断的对抗中产生和发展的，当代艺术家力争有表达自己生存经验的权利，有社会批判的权利。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事实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当代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经验”也在形式不同的控制与反控制中得到更多表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