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检视一下198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艺术就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艺术话语的合法化基于如下的理由：中国现代艺术是一种“批判的形式”；它提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以批判意识形态的钳制性话语，提出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以批判古典主义美学，提出拿来主义以批判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联模式。这样的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意义当然不可一笔抹杀，但是人们已经从中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即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艺术史是一部观念上不断开放和形式语言上不断萎缩的历史，从早期印象派到立体主义，从超现实主义到达达主义，从架上绘画到行为、装置、环境，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现代艺术在短短的十年内将西方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的一百年的历史匆匆过场式地模仿了一遍，人们看到的现实是观念胜过图像，意识形态话语胜过艺术语言，批判的形式胜过形式的批判。

然而，批判的形式当然不能代替形式的批判，作为“形式的批判”的而不是“批判的形式”的中国当代艺术（我是指后1989艺术的理想状态），既是我们据以提出现代书法的有效性问题的无法回避的情境，也是我们对现代书法史及当下现代书法的创作作出批评性描述的基本理论语境，离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氛围以及世界当代艺术的总体框架，只能使现代书法创作成为缺乏任何参照系和艺术史意义的单纯的技巧炫示，而没有理论语境和批评策略的纯粹的描述性批评，或者等而下之纯悴的吹捧性批评，则只能使我们的现代书法批评或是陷人自我陶醉式的自欺欺人或是沦为自虐式的悲剧体验，而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这样的艺术批评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学术价值。

为此我提出作为个人话语（注：关于“个人话语”的解释，详见沈语冰《个人话语在当代艺术中的有效性》一文，《美苑》即发）的艺术“形式的批判”以区别于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的形式”的艺术，’里持作为策略的批评以区别于作为批评的认识论。

拨开了现代书法的观念的或作为“批判的形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层次，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对现代书法作形式语言的分析和批评的层次，因为仅有反传统的姿态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反传统的姿态都可能是对传统的真正的继承和延续，因此而论反意识形态话语只能强化意识形态话语的凝固性。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进巴赫金的理论，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中个人的话语总是以民间的和狂欢的形式寄居其中，只有个人话语才真正具有颠搜强大的传统的潜在能力。同时我们还有必要作出说明，这里的“形式语言”的分析和批评不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艺术和美学意义上的那个形式语言（作为一个有着严密的逻辑递进关系和完整的语法规范的体系），我所指的实际上就是个人话语。

艺术话语中的个人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个人话语的个性的强度以及个性话语与他者话语构成的张力的强度，这种他者话语可以对应于艺术史文本，也可以对应于当代艺术中的他人文本，由此任何艺术文本都构成一种互文性；至于个性话语的强度，我以为只有从存在论上来加以认定，它取决于艺术家个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潜人存在的深处，聆听它的声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拂去此在通往存在途中所蒙受的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