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盗墓现象在先秦时就很普遍，到战国末期，王侯将相陵墓更是频频遭盗掘。后世的帝王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修筑陵墓的同时也开始装置反盗墓设施。以秦皇陵为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修筑经过：“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关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其中的“机弩矢”显然为防盗之用，而“水银”则是装饰与防盗二者兼之。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始皇入陵后，秦二世担心筑陵工匠泄密，竟下令“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以至“无复出者”。可见秦帝国为防止皇陵被盗，已是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古书中一直不乏秦始皇陵被盗的说法，但根据今天的考古技术探测与资料分析，除了在兵马俑1号坑有被焚烧、破坏比较严重的痕迹之外，秦陵核心的地宫部分并未曾遭遇过大规模盗掘。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分析，项羽与石氏父子掘始皇陵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对陵墓地面官祠以及若干从葬建筑设施造成破坏”。后世文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秦皇陵被盗之事，更多是为了表达提倡节葬，反对奢靡的意愿，给予君王“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的警醒。奢华、宏大而又神秘的秦始皇陵如同中国盗墓史上的一座醒目的坐标，关于它被盗掘的几种传说也正好概括了历史上“官盗”最主要的两大动机：取财或政治复仇。

摸金发丘，曹操首创“官盗”体系

秦帝国的掘墓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败死，他的对手刘邦建立汉帝国后，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开始设守冢人。项羽曾对始皇陵实施破坏，而刘邦却为之专设“守冢二十家”。这也意味着秦始皇陵开始受到政府保护。此外，原六国君臣的陵墓也被刘邦指派了守冢人，此举标志着“战国末期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中，各地纷起的盗掘君王贵族陵墓之风，终于开始受到官方的制止”。到了班固著《汉书》时期，“掘冢”已被称作“奸事”，被视为违法行为之一。

尽管汉朝政府已命令禁止“掘冢”，但民间的盗墓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济东王刘彭、广川王刘去这样的不法贵族参与其中。严格来说，这个刘彭掘墓的动机不能称为“盗”，此人残忍嗜杀，常以割剥、肢解、烹煮等方式残杀后宫女子。作恶后的刘彭因担心受害者鬼魂报复，竟“掘出尸，皆烧为灰”。至于广川王刘去，完全就是一个以盗墓为嗜好的少壮贵族，据《西京杂记》载，魏襄王墓、魏哀王冢、晋灵公墓、周幽王墓等皆遭刘去盗掘，但此人更出格的行为是竟盗掘了当朝大臣袁盎的墓，这位汉文帝时期名臣的墓穴中“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令刘去大失所望。刘彭、刘去这两名贵族的掘墓行为既非为求财，又非政治报复，前者掘墓焚尸是因恐惧而衍生的变态行为，后者“发古冢”的事迹则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可算作盗墓者中的异类。

乱世之时，也是各代陵墓遭盗掘的高峰期，虽然在成书于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中已经将“毋抉坟墓”作为军纪之一，但到了西汉末年，依然发生了军人大规模盗墓、毁墓事件。王莽篡汉后，政局动荡，起义军遍布各地。当起义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以囚徒组成一支临时部队迎击，哪知这支部队刚过渭桥便发生哗变，将王莽宗族的坟墓尽数挖掘，并“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又发生西汉帝陵被发掘的事件，据《汉书》载，除霸陵、杜陵完好外，“宗庙园陵皆发掘”。赤眉军掘陵过程中，甚至出现侮辱墓主尸身的恶性事件。据《后汉书》记载，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敛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