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非本土当代艺术

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我们在收藏西方非本土艺术的时候，对于中西方连接点上的、纽带式的人物的作品，也会很关注。像我们收藏马克·吕布的作品，是因当年他对中国的记录，他跟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最近收藏久保田博二的作品，也是强调他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这一个部分，包括中国美术馆的那批路德维希夫妇的收藏，都在中国发生了意义。

现在中国民间美术馆和收藏家，有很多非本土艺术的收藏，他们努力地在中国本土呈现国际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作品，使中国整个文化界、美术馆界能够和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互动性影响。在非本土艺术收藏方面也好，或者是在本土艺术的收藏方面也好，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还没有办法很好地建构出对中国现代艺术的视觉历史的序列性呈现，其中的原因挺复杂。像中国很多官方美术馆都有版画收藏，它们记录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个时代的视觉图像，背后因为有旗手鲁迅的号召和支持，使得版画的发展和收藏有一个特定的艺术史的表述，但是在红色版画或纪实版画之外，版画的历程阶段还有其他方面，鲁迅介绍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抗式的、苦难式的版画，还有很多优美形式的版画，但是这一部分往往会被忽略，正如我们会忽略掉决澜社，包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常玉、潘玉良等留法艺术家忽视。

美术馆的收藏

机制有否改变

冯博一（独立策展人、美术评论家）：关于中国公立机构收藏当代艺术方面我举个例子， 1988年徐冰和吕胜中研究生毕业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双个展”，当时租金场租是三五千人民币，徐冰和吕胜中商量每人赠送给中国美术馆一套作品，用作品来抵场租费。但是当时中国美术馆拒绝了。1988年徐冰的作品是《天书》，吕胜中的作品是《彳亍》。比较戏剧化的是，后来徐冰的《天书》很有名，很多博物馆也都收藏了，中国美术馆又去找徐冰说又希望收藏，但是《天书》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价位，中国美术馆最终没有能够收藏。由此我想反思收藏机制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美术馆收藏机制多年来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根据2016年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颁奖论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