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见诸文字的收藏轶事。秦康祥收藏的文物逾8千件，许多行迹是难以言说的。

因共同的志趣爱好，秦康祥在赵叔孺家结识了比自己大40多岁的褚德彝先生，两人成为忘年交。褚德彝（公元1871—1942年），字松窗，号礼堂，学识渊博，收藏丰富，是著名篆刻家、收藏家、鉴赏家。褚德彝的晚年正逢日寇侵略上海。其时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他陷入了贫病交迫的困境，秦康祥不时予以接济。及至他病逝，秦康祥又出资为他辑印《松窗遗印》。褚家后人出售藏品，其中的竹刻全由秦康祥收藏，由此可见他为人仗义，十分重友情。通过收藏，秦康祥觉得金元钰的《竹人录》仅仅收录了嘉定一地的刻竹高手。褚德彝的《竹人续录》虽范围扩大，但仍未搜尽天下刻竹艺人，他决心编撰《竹人三录》，将“两录”遗漏的刻竹家悉数入编。

20世纪50年代，每逢周日，他必带200元到广东路文物商店重点淘竹刻，兼带其它，钱要花完才罢手。2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因为当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才9元，鸡血石印章和齐白石的画等几十元就能买到。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多年下来，他又收集了几十件竹刻，连同以前搜罗的，有近百件。他考证、校订、写成了《竹人三录》书稿，截止期为20世纪的60年代。《竹人三录》书稿由钱定一、郑逸梅、徐孝穆三位审定。付梓之前，“文革”爆发，《竹人三录》就此成为绝响，所幸竹刻藏品逃过一劫。

文人雅士对书斋的命名多有讲究，常常以古训、立志、寄物为寓意，可一经确定，很少改变。而秦康祥却不同。他有个习惯，也可能是太喜欢藏品的缘故，经常按照收到的心爱之物来命名书斋，使得斋名总是换来换去。收到金陵派竹刻代表人物濮仲谦刻的竹尊和嘉定派代表人物朱松邻刻的竹佛，他便将书房改为濮尊朱佛斋、竹佛斋。收进大量精美的竹刻笔筒、臂搁、扇骨、摆件后，他捧起哪件都爱不释手，于是把书斋改名为玩竹斋。后来又收到几部名琴，又改为雷琴簃、四王琴斋。再后来收藏了大量的铜印、铜镜、汉璧等，又命名睿识阁。当得到两块兰亭石刻后，他高兴得马上又改书斋为兰亭石室。叫了一段时间觉得还不够深刻，又改称唐石室。斋名不停地变，弄得好多文人雅士刚刚记住这个，等到下次来访时，又变成了另一个，多少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也是秦康祥收藏中的逸事。

秦康祥与王福庵也结为了忘年交。他藏书丰富，王福庵为其刻“鄞县秦氏睿识阁藏书”朱文印，边款以媲美范氏天一阁期许之，后来果然被言中。在收藏古玺印、名人字画与历代竹刻方面，秦康祥都一掷千金，王福庵评曰：“彦冲秦君，少年英俊，好金石，工刻竹，喜收藏，精鉴别，以搜罗竹刻为最富，且多可珍之品”。

秦康祥与王福庵的友情也带入了西泠印社。1951年，西泠印社由私转公，王福庵着手编纂社志。依丁辅之和王福庵的安排，秦康祥负责采访社员收集资料。接到任务后秦康祥坐火车硬座，挤公交汽车，自费往来于沪杭两地。历经八载，揽得“积稿盈寸，规模初具”。1958年春，由秦康祥出资印刷的《西泠印社志稿》面世。

1962年春，西子湖畔的柳梢刚刚吐绿，秦康祥与喜欢明清印人考订的柴子英先生和对在世印人深有研究的韩登安先生一道，相聚于西泠印社，共同商议编写印人传记之事。三人各取所长，分别拿出自己的珍贵资料，共集得3000余人。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终于编辑成《印人汇传》。

秦康祥毕生关心印社昌盛。与张鲁庵共同发起编拓《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由张鲁庵出所储石章及手制印泥，高式熊负责镌刻，印人传略则由秦康祥编撰。共得社员并与印社过从甚密者220人之多，辑为4册。

虽富商出身，可秦康祥的生活却简朴异常，除用在收藏上，其他花销能省就省。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高式熊回忆说：“他那么有钱，总是挤电车，从没见他坐过黄包车，也没见他请人吃过饭。”

对收藏家而言，社会动荡既是机遇，也是灾难。说机遇，是在这特殊时期，可以大量收进变卖品。说灾难，是他自己和藏品都难免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秦康祥的藏品散佚严重。

2001年底，秦康祥的哲嗣秦秉年先生遵父亲嘱托，将101件（套）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天一阁。其中的98件明清竹刻文物，经专家鉴定，有一级文物23件、二级文物59件、三级文物15件。2003年，恰逢秦秉年先生70周岁，老母亲90周岁，他又慷慨地将家藏的171件明清瓷器捐赠给了天一阁。其中，明崇祯青花人物莲子罐、清雍正豇豆红盘、清龙泉窑贯耳瓷瓶等均是罕见的珍贵文物。到了2006年11月，秦秉年再次将家藏的8000多件文物捐赠天一阁博物馆，其中一件“大富五铢”钱范属国家一级文物，此外，还有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1421件。

这些文物完成了一个收藏轮回后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成为了历史文化遗产。秦家由秦君安率领着走出宁波，最后由秦康祥的哲嗣秦秉年携带着全部文物重返宁波，也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