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卫艺术家致力于挑战艺术边界，艺术理论热衷于辩护这类艺术实践。但是，艺术家对艺术边界的消解并不彻底，因为艺术家挑战边界的效力来源于艺术家身份，而艺术家身份的获得建立在艺术边界的基础之上。真正消解艺术边界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工程师。在信息领域，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彻底模糊。通过艺术品来划出艺术边界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边界将彻底消失。或许我们可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重新发现艺术边界。有鉴于此，针对艺术家研究的人类学，有可能取代针对艺术品研究的批评学。

艺术的边界，是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的条件。之所以用边界而不用定义，原因在于在不能定义的情况下，艺术仍然可以拥有边界，艺术与非艺术仍然可以区分开来。诸如韦兹（Morris Weitz）、古德曼（Nelson Goodman）、卡罗尔（Noёl Carroll）等美学家认为，尽管艺术是不能定义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识别某物是否是艺术。对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给出了重要的启示。①根据家族相似理论，即使在缺乏定义性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将某些事物归为一类。例如游戏，尽管下棋、玩牌、打球等等之间没有任何共有的特征因而是不能定义的，但是根据交叉重叠的相似，还是可以将它们归入“游戏”这个类中。艺术也是如此，尽管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之间没有任何共有的特征可供定义，但是根据交叉重叠的相似，还是可以将它们归入艺术之类。尽管边界比定义的限定性要弱，仍然可以起到分门别类的作用。用艺术边界来取代艺术定义，事实上是对标新立异的艺术实践的一种退让。

一、艺术边界讨论的紧迫性

对艺术边界的挑战，主要来自艺术实践，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艺术实践。就像韦兹指出的那样，“正是艺术的扩张和冒险的特征，正是艺术始终存在的变化和新异的创造，使得确保任何一组定义属性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②换句话说，挑战定义和边界是艺术的本性，即使我们今天给艺术下了定义或者划出了边界，也不能确保它们明天继续有效，因为它们很有可能会激发艺术家的新的挑战。但是，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挑战艺术边界，或者艺术家的挑战之所以有效，原因正在于他的艺术家身份，而艺术家身份的获得又建立在艺术边界的基础之上。如果艺术边界消失，艺术家的身份也就自动失效，艺术家对艺术边界的挑战就将软弱无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情况：艺术家既挑战边界又维护边界。准确地说，艺术家挑战旧的艺术边界，建立新的艺术边界；艺术家挑战正统的艺术边界，维护异端的或者草根的艺术边界。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新的会变成旧的，异端或者草根会变成正统，又会引起新的挑战，如此循环演进，推动艺术史的发展。

这种通过挑战正统推动艺术发展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在艺术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在科学领域更加突出，在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依据“图式与矫正”的原理来叙述艺术史，就与波普尔（Karl Popper）依据“猜想与反驳”来叙述科学史基本类似。③由此可见，无论在艺术还是科学领域，都存在对既成边界、权威或正统的挑战，进而形成新的边界、权威或正统，再出现新的挑战，以此推动历史的发展。边界的得与失，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如果边界的得与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煞有介事地讨论艺术的边界？尽管也有科学的终结的说法，但是科学的边界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人人都是科学家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毕竟建立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没有适当的知识积累就无法涉足相关的科学领域。但是，艺术不同。艺术不依赖知识积累，而是依赖个人趣味和天才，因此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有可能的。④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差不多已被穷尽，不断演进的艺术史业已终结，借用丹托（Arthur Danto）的术语来说，艺术进入了它的后历史阶段。后历史艺术（post-historical art），是一种没有统一风格的艺术，从而使得依据统一风格的艺术史叙事不再可能。⑤

根据丹托的后历史艺术概念，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艺术史的范围，从而摆脱了边界的建构与解构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束缚。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只有对边界的解构和破坏，不再有对边界的建构和维护。大多数参观当代艺术展览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叹：人人都是艺术家，物物都是艺术品！正因为如此，对边界的讨论，在艺术领域比在科学、哲学、教育、历史等领域都更为急迫和热烈，尽管这些领域也有各种终结之说，但是只有在艺术领域边界的模糊成了一个主导性话题。